Simone
沙磁文化，其实就是以沙坪坝和磁器口为中心的学术文化中心，就像我们现在苦苦修建的“大学城”， 其实质上是将沙坪坝和磁器口两个地名的首字相结合而命名的。说起来好像这种感觉与历史无关，其实追溯其起源，却是我们民族的屈辱史和抗战史，换一种说法可以说是。从1935年初至1938年3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以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为首的一批爱国教育家、文化人及其他爱国主义者共同倡导并在全民抗战中创建形成。文化区建成的主要标志，是以沙磁文化区自治机构的初创、扩大和发表《沙磁文化区各界宣言》、代表文化区的刊物《沙磁文化》月刊的创刊和出版以及沙磁地区正式成立“区”的建制。 1940年出版的由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题写刊名的《沙磁文化》创刊号。1938年1月由国立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的《全民抗战》周刊。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我国，当时当权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失守后将重庆定为陪都。看似这小小的举措，却让重庆一个西南的偏远之地，骤然成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抗战时期，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集聚了当时我国重要的文学、美术、音乐人才，沙磁文化区的范围迅速向四面扩展，其外围边沿东至嘉陵江对岸的盘溪、柏溪，南达李子坝、华岩寺，西越歌乐山顺成渝公路直抵青木关，至国民政府教育部迁到青木关温泉寺办公，并在青木关老关口附近创建国立音乐院（今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前身），覆盖现沙坪坝东部城区及西部部分街道。沙坪坝成为抗战时的全国文化中心，区内集中了18所高等学府和全国八分之一的大学生，还有众多的文化学术科研机构和250余家工厂企业。大批爱国教育家、科学家、文化艺术家和工商实业家会聚于此，呈现校舍林立、名师荟萃的教育繁荣景象。国民政府在重庆后方执政的十年，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而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是国民党施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首先提出了“平时教育战时看，战时教育平时看”的教育主张，充分说明了越是战争这种紧张的时候越是要重视教育的思想，还提出了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需要相配合的教育措施。以下便国民党的战时教育政策的一个部分：“（二）与军事方面需要相配合的教育措施。这主要包括特种教育和战区教育的推行以及学生志愿从军的奖励1. 特种教育的推行。“特种教育”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配合战争和国防的需要而增设的特种教学与研究。2. 推行战区教育。在跟日军争夺沦陷区的斗争中，一方面必须在日军所控磨神知制的“点”、“线”、“面”之处破坏日伪所施行的奴化教育；另一方面必须在敌伪力量不逮的地方，积极开展教育工作。3. 奖励学生从军。为了奖励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参加抗战军事工作，以充实瞎消抗战力量，1944年5月教育部颁布了《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志愿从军办法》和《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参战奖励办法》，规定对于已参加正规军队或军事技术机关或政府认可的游击队工作的学生以及志愿从军者，除由原校“保留其学籍”外，对取得功勋者，“除由军事机关依法叙奖瞎好外，并由教育部核发奖章或奖状”；对于殉职者，“除应受政府规定之荣誉及邮典外，并应由原校在校内建立碑碣，以留纪念”；还规定“志愿从军学生之姓名及服役事迹，在中央由教育部编入抗战史料、教育年鉴或教育史内，在地方由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搜集编入省、市、县志内，以资宣扬，具有特别功勋者，由教育部呈请行政院明令褒扬’［（33）］。”其实对于我来说，记忆深刻的可能就是战时前方的高校南迁的事件。比如北京大学等南迁后就是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有网友是这样评价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的：“西南联大，在战火中划出自己最灿烂的轨迹。但是，她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严格地说，她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此前10年，甚至20年变革和积累的一个结晶。一所大学包括理念、体制、专业和课程等在内的实体的铸成，往往依赖于校长及其管理团队多年的努力。”现在又名气的大学都可以在重庆寻找得到一丝丝的踪迹，谁也不可能想到今天驻立在上海市的复旦大学，当时在重庆北碚区的原样，当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当年的李登辉也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在现在的北碚还有为他而立的“登辉堂”，只是现在的那个地方已在炮火之中不复当年的光彩。在70年前的2月6日，沙坪文化区在重庆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并向社会各界发布正式成立的公告，宗白华、胡庶华、张伯苓、罗家伦、高显鉴等老一辈文化人“擎起时代的火炬”。时隔70年，在2008年的2月6日，沙坪坝区“沙磁文化日”成立座谈会上，张伯苓之孙张元龙、郭沫若之女郭平英、老舍之子舒乙等会聚一堂，畅谈“沙磁文化”。而 沙坪坝区为塑造特色文化品牌，决定将每年3月30日定为“沙磁文化日”，这一项举措无疑是肯定了沙磁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文化积淀 。其实说是沙磁文化是文化的集成，不如按照现在的说法可以说成是重庆文化区的建立，以下是在重庆日报上一篇名为《沙磁文化：战乱时代的火炬》的文章中所谈到的沙磁文化的始末。在70年前，胡庶华却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对此作了深入的思考。胡庶华是重庆大学的第二任校长，1936年秋，他首次提出了在沙坪坝建设重庆市文化区的设想。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现代科技文化来推动，但科技的发展需要文化作基础。为此，他写出了《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一文。鉴于当时的时局，他在文中写道“最急切之工作，莫过于国防上之准备”，但，“因人才的缺乏，文化的落后”导致在国防上已“不能胜任战时后方之需”。为此他提出，“国防上应准备之工作，应以培养人才，提高文化为最切要……重庆文化，尤为其中最重要之一环。” 他认为，“重庆市之建立新文化区，其意义不仅在四川文化本身的发展，而尤关系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它的光芒不仅照耀重庆一隅，而且将四射到西南各省及整个中国。”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建立中华文化区的意愿只是缺少一定的条件，而就在胡庶华的设想提出半年之后的1937年，日军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大中小学、文化科研机构和大量工厂纷纷溯江西迁，来到了战时首都重庆。一时间，嘉陵江畔聚集了18所高等学府，在校学生人数约占全国的八分之一；同时，还涌进了250余家工厂和众多的文化学术科研机构。这些单位的到来，为胡庶华的设想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并很快得到了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在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显鉴等教育家和诸多经济实业界人士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1938年2月6日，重庆沙磁文化区在重庆大学宣告成立，并在当年的3月30日正式对外办公，一个聚集众多文化精英的圣殿就此开启。文化区的诞生就像一只巨臂，擎起了一个战乱时代的火炬，在那个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给了无数人希望。无论是在嘉陵江边，还是歌乐山下，到处都是书声朗朗，机器轰鸣……专家认为，“沙磁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精英文化与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化的结合，是传统的民族优秀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结合，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重庆沙磁文化区的继续和发展，而且是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重庆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作为战时中国文化中心，文化区带头掀起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工业实业救国、乡村建设救国等热潮，对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实现民族复兴功不可没。为新中国的建设，文化区培育和输送了大量人才，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文化区内大批学校和文化人向东转移，其作用和影响迅速向东扩散，特别是在文化区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单在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就逾百人之多，成为发展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主力。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区优秀传统在沙坪坝得到进一步延续并不断深化。1950年，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确立了重庆市第三区（1955年定名沙坪坝区）为文化区。在沙磁文化区原有基础和精神指引下，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沙坪坝区已发展成为重庆市科技实力雄厚、文化教育发达的科教文化名区。截至2007年，连续七年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区”，连续十六年保持“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区”称号。驻区高校达到19所，各类中小学校112所，专任教师共计6373人。并在沙坪坝区西部土地上建起了包括重庆大学城、西永微电子工业园、土主铁路物流园在内的西部新城。正规范有序地将沙坪坝打造成为中国西部的教育、高新技术、现代物流高地。同时，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的嫁接，目前该区正着力打造动漫产业基地、文化艺术培训基地、文化创意和创新产业孵化基地。在三峡广场内培育都市文化娱乐休闲圈，在千年磁器口培育巴渝民俗文化旅游圈，在重庆大学培育时尚文化消费圈。沙磁文化区的创建，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精英文化和民族革命战争中大众文化的结合，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结合，是现代教育史上高举爱国、民主、科学、进步旗帜的一座丰碑，也标志着沙坪坝作为文化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发扬光大。我希望沙磁文化能够带动重庆文化的发展，让重庆真正成为重庆文化区，甚至是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文化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