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孔雀东南飞》是古典民间叙事诗中杰出的诗篇。传统的评价一直认为：它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集中地对中国不合理的封建家长制及封建传统道德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反抗，表现出了在婚姻爱情上被压迫被摧残的青年男女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不屈的斗志。死，是他们反抗精神的极限，他们使封建势力对他们的要求完全落空。但他们毕竟死了。但诗人不愿他们就这样死去，人民大众也不愿意，于是诗人结尾以浪漫主义的笔触，让刘、焦双双化为鸳鸯，比翼在松柏梧桐的连理枝上。这个浪漫主义结尾表现了诗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 “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上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些浪漫结局形成的根源：中国文化的世俗性特点及中国人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传统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有了这种乐天精神、世俗情怀，就有文学作品中的弱者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时，陡然柳暗花明，或者一个天地有灵，或突然皇帝圣明，或有包公再世，或者时来运转……转眼之间，云开雾散，善恶分别有报，大快人心。这种浪漫化的结局符合中国人比较喜欢圆满而不喜欢残缺不全、喜欢调和而不大喜欢激烈的冲突这一心理，符合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趣味。 而在西方美学思想中，悲剧性的崇高一向占有重要的地位。看看西方的古希腊悲剧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的悲剧，不难发现，西方的悲剧，无论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还是莎翁的性格悲剧，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注重塑造悲剧英雄，并且这些“英雄”在同命运或同现实社会或同自我等的不可调和的争斗中又无一例外地或失败或毁灭，然而“英雄”的败亡或困茄运毁灭却能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西方悲剧文化的主旨主要在于弘扬和显示冲突双方中的“人”的存在价值和地位，“人”的自强和自由意志，以及“人”在冲突中的不屈不挠、直面失败与死亡的伟大与悲壮，具有强烈的人本意识和人文精神。而中国的悲剧文化呢?也许是我们民族自古遭受的苦难太过沉重、命运太过凄惨吧，我们的民族文化便总不愿再去承受和表现失败和绝望了。我们的悲剧文化常用模拟的虚幻的精神胜利去抚慰现实生活中那众多的伤痕累累的身心。 就拿《孔雀东南飞》来说吧。在现实主义情节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女主人公刘兰芝的知书达礼、有教养、勤劳、善良、美丽，面对婆婆的遣归，表现了刚强的个性、不屈的精神；面对凶暴的家长，不害怕、不顺从，表现了人格的尊严和不可侮，最后以死来表明对爱情的忠贞、对封建家长制的抗争，应该说她的反抗令人肃然起敬。但是诗歌的结尾“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等叙述表达了人们对封建制度的抗议和嘲讽，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文章把矛头指向了社会，去揭露封建礼教破坏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有了这个主旨，有了这个浪漫式结尾，刘兰芝的反抗不过是一件道具，一种陪衬，显得苍白无力，它不能唤起人们对命运、对社会、对人生以及对自我存在的价值甚至自身弱点等进行深刻的思考，不能唤醒人们的自觉的反抗意识，像这样把现实的悲惨与幻想的公平搅和在一起，让观众终于带着闪着泪花的微笑，满足地从剧情中走出来，又迈入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其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在哪里呢?现实生活不可能圆满，温情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免要被撞碎的，而在作品中汪梁却偏要它“圆满”，这实在是一种“自欺”，丧失了自我。 当然，给弱者以光明和希望也许并无过错，但如果这光明和希望不是靠自身的反抗去迎取而是靠神仙皇帝去获得，宁可不要这希望和光明。笔者认为《孔雀东南飞》的浪漫主义结尾，纳态只能使我们的民族学会沉默忍耐，学会委曲求全，它不能激发出人们的自尊、自强和自由的意志与斗志，不是英雄的悲剧，而是一种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