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让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中作战双方力量对比的形势。 英国军队在武器方面，显然居于优势地位，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英国侵略军在液链辩另一方面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鸦片战争开始时，英国的“远征军”一共是配有大炮的十六艘兵船（帆船），四艘轮船，以及若干艘运输船’，其全部海陆军人数为五千多。战争后期，增加了兵力。共有兵船二十五艘，轮船十四艘，共载炮七百多．门，除炮兵外，有步兵一万余人；由于抽出部分兵力分驻香港、厦门、定海和镇海，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过七千多人。在当时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一整月。用少数的兵力，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劫掠式的冒险行动。他们虽然可以在漫长的中国的海岸线上任意选择一点进攻，却不敢较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实际上只能靠突袭取胜，进行讹诈。所以侵略军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陆深入，重新回到广东；．侵略军占领了厦门、宁波、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它进入长江，并不占领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目的达到后，即退出长江，这些都是因为他一们兵力有限，不敢把战线拉得过长，不敢让战争拖延过久的原故。 中国方面战争领导权掌握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里，他们和本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他们不但不能充分利用在本土上作战能够取得的有利条件，反而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丧失了这些有利条件；不但不能利用远来的敌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使之陷入愈来愈大的困难，反而使对敌方本来是不利的条件变成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将军督抚唤改们是怎样解释他们的战败的原因的呢？试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说法。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定海、镇海继福建厦门之后失陷时，向皇帝报告说，这三个地方都已尽力做了防御的准备“而该夷乃直如破竹”，其原因他认为是：“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又该送漂泊于数万里之外，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万夫一心，有进无退，而财力充裕，无一处不勾结汉奸，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胜之实情也”。认定自己无力作战的琦善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用“船炮不坚，兵心不固”八个字来说明广东的情形，他又说：“此时若竟与交锋，无论部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葸，……并有内地奸徒，串嘱打仗。故该夷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此间之动静，无时不窥探通报”关于琦善所说的最后一点，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在浙江的奕经也向皇帝报告说：‘“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导引，反较我兵熟悉。。……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 可见这些将军们并不认为“船坚炮利”是敌人取胜的唯一原因。他们虽然竭力夸张武器的作用，但还学出了些使他们失败的其他因素：自己方面“兵心不固”，而实行冒险侵略行动的敌人倒是兵心很固；外来的侵入者能尽知我方的虚实，而在本国国土上作战的军队反而象个瞎子似地连“山势陆路”都不如敌人那么熟悉……。这些奇怪现象并不是被敌人吓破了胆的将军们的乱说，不过他们没有把事情说完全，更不能说明这些怪现象产生的原因。 “兵心不固”的现象的确是严重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闹缺，皇帝诏书总结战争的情形说，“将井兵了，动谓船坚炮利，凶焰难当。因而见贼仓皇，望风先清”。但这还是把兵心不固归因于武器。其实封建统治者所豢养的军队本来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只能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逞凶暴。到了鸦片战争时，清朝军队更是腐败到了极点。徐继畲（在战争时，曾任厦门附近的地方官）这样描写官兵的情况说：“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黄钧宰（《金壶七墨》一书的作者）描写由各省调到广东的军队情形说：“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校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琦善向皇帝的报告中提到广东水师中发生的事情。“众兵曾向提臣（指水师提督）讹索银钱，否则即欲纷纷四散。……该提臣势出无可如何，……每名散给洋银二元，甫得留防”。很多地方海防早已形同虚设，例如在定海第一次失陷时，当地县衙门里当幕僚的王庆庄说：“定镇额兵逾万；后减至二千余，承平日久，隶尺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元，买充行伍，操防巡辑，视为具文”。封建统治者用这样的军队来同拥有优势武器的侵略军作战，当然谈不到旺盛的士气。而掌握战争领导权的封建统治者在整个战争中一贯地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和战方针不定，说战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稍受挫折，立刻求和；和谈不成，又空喊作战。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更谈不到鼓起坚强的军心和民心。 封建统治者既然没有决心反对侵略者，既然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仍然继续纵兵扰民，当然它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帮助的军队，反而不如得到一些汉奸导引的外国侵略者那样熟悉“山势陆路”，这也是不奇怪的。为侵略者所收买的汉奸在居民中终究占极少数。封建统治者无法解决在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却极度夸张汉奸的数量和作用。奕经在浙江向皇帝报告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奕山在广东也说：“密查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各商因夷以致富，细民籍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狡者布为奸细。”于是他得出结论说：“防民于防寇，此所谓患不在外而在内者此也。”把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说成是汉奸，显然是瞎说，但这种说法恰好说明，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民而不是“夷”，即使在同“外寇”——外国侵略者作战的时候，仍然认为“防民胜于防寇”！ 外国侵略者多年在沿海活动，的确经过各种途径收买了一些汉奸，到了战时，这些汉奸成了他们的有用的助手。但封建统治者其实并不真是仇视汉奸，特别是一到了所谓“议抚”时，汉奸成了他们所利用的宝贝。例如有一个鲍鹏，本是在广州为英国著名的鸦片贩子颠地跑腿的走狗。两广总督琦善到广州接替林则徐时，把鲍鹏收罗了来，使他成了一个八品衔的官员。琦善在广州与英国人的交涉，开鲍鹏都参与在内。英国人关于鲍鹏的记载说：“这人原在颠地先生在广州所开的公司里当买办”，又说：“我方和琦善之间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接洽中，联络媒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买办鲍鹏，他是一个机敏聪明的人，约有四十五岁，混合话说得很流利。”林则徐说：“广东夷务大不可问，静老（琦善字静庵——引者）以为秘计，不令外人知情，密任直隶守隶白含章及汉奸鲍鹏往来寄信，虽甚秘密，其实人人皆知。” 何止这个八品衔的鲍鹏是个汉奸！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这种戴花翎的汉奸，使中国丧失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在战争中实行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他们的危害是那一些为敌军指引路径、刺探消息的小汉奸所无法比拟的。 封建统治阶级同农民起义军作战时总是决心很大的，例如最近的一次镇压白莲教起义，即使战争中失利，即使战争拖延不决，它也要打下去。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决定了它这样做。但在鸦片战争这样的对付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它却那样地易于动摇，那样地经受不起挫折，这当然也是为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向皇帝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就有十大“可虑”。其中第一到第七项说的是敌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方面军心民心都不可用，所以无法战争等等。到了第八项，他说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命根子，征收漕粮的问题，他说，因为有战争，漕粮收不齐，“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然后第九项，他说到内地“匪徒聚众抢掠”的问题，他说，虽然已经多方“弹压”，但是“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艰难，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退之徒乘机而起”。最后第十项，是说，“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调劳师，伊于胡底？”刘韵珂的“十可虑”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对外的战争能一下取得胜利，当然很好，可以更加强在内部的统治。但是失败，那怕是一点小小的挫折，都会使已经存在着的内部危机大大加强起来。长时期的战争是他们所不敢设想的。 ----------- 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进行的中英鸦片战争，是英国政府蓄意挑起的一次海盗式的侵略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英国仅以二十九艘军舰、八十艘辅助舰船，以及一支一万余人的陆军部队，竟把拥有四亿人口和八九十万常备军的清王朝打败了。而且失败得如此之惨，以致英军所要攻占的城池要塞，无不计日而下；清王朝虽从全国各地调集精兵良将，动用了可能动用的武器装备，也未能打过一次胜仗，或守住过一个重要阵地，或收复过一个城镇。英军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不及五百人，连同死于疫病和舰船失事的在内，总共约二千人，被击毙的最大军官为中校。清朝方面死亡的将弁兵勇约在二万上下，阵亡的大员计有钦差大臣一名，副都统二名，提督三名，总兵六名。至于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国防设施的破坏、国家军费的开支，更是无法数计，单大炮一项，就被英军掳去三千多门。清朝在战争中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最后还不得不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割让香港，开辟五口通商，赔款二千一百万元（连同广州等地的赔款，共达二千八百多万元）。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得如此之惨，认真分析和探讨其原因，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中英国力对比以及中国战胜英国侵略的可能性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发达、科学昌盛的资本主义强国。它的幅员虽只及中国的三十六分之一，人口仅及中国的十六分之一，但它的殖民地附属国遍及世界各大洲，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当时的中国则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没有工业，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在封建主义桎梏下，长期停滞不前。满汉地主贵族统治着中国，政治反动腐败，对外闭关自守，科学文化遭到窒息，国势与英国相比，整整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 与各自的国势相适应，中英双方在军事方面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当时英国共有军队十四万人，连同担任内卫任务的六万国民军在内，总共不过二十万人。这支军队数量虽不大，但有实战经验，尤其富有对外侵略的经验；鸦片战争之前的二百年间，英国有八十五年在进行战争，其中除十年系国内战争外，其余七十五年是在国外为争夺霸权和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而进行战争。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已经是一支初具现代规模的多兵种合成的资产阶级军队，陆军中已有步兵、炮兵、工兵的分工。海军拥有五百余艘舰艇，大的军舰有三层甲板，安炮多达一百二十门。但是，所有军舰都尚未装备蒸汽机。这时英国的火炮技术已相当发达，炮身重量从几百、几千直到万余斤不等，炮弹有实心弹、霰弹和爆炸弹，重量从几磅、十几磅到六十余磅不等。不过，火炮也还是滑瞠前装药的。步兵已普遍使用步枪，基本还是滑瞠、前装药的燧发枪（只有少数部队装备了用雷管击发机的布伦司威克式步枪），有效射程在三百公尺左右。军官和士兵有较高的文化技术知识，经过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强。 清王朝自十七世纪中叶统一中国之后，长期未进行过大的战争，承平日久，军备废弛。这时全国约有八、九十万常备军，其中八旗兵二十余万，绿营兵六十余万，数量远较英国为大，但军制和武器装备都很落后。八旗兵是满族的部落部队，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绿营兵也是世代相袭的职业兵，平时分散于各营汛，忙于差役，很少训练，战斗力极为有限。清军虽也设有水师，但只在内河或近海活动，主要用于缉捕海盗，最大战船安炮不过十门。清军冷热兵器并用，士兵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使用刀、矛、斧、戟等冷兵器，只有百分之三十至五十装备有鸟枪、抬枪等简陋火器。火炮由各地雇请匠人铸造，质量低劣，规格不一，种类繁杂，全系滑瞠、前装药，使用实心弹，按编制每千人配备十门。总之，无论军队素质与武器质量，清军都大大落后于英军。 不过，鸦片战争并不是英国倾其全力进行的以征服中国为目标的一场全面战争，而仅仅派出了万余侵略军、以迫使清王朝屈服为目的的有限的局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是被侵略者，正义完全在中国一边，清王朝抵抗外国侵略，能够激发起官兵的敌忾心，并取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而英军则出师不义，遭到本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反对。清军在本土作战，可以依托预先设置的国防工事，地形熟悉，补给方便；而英军远离本土，交通阻隔，指挥不便，祁给困难，人地生疏，水土不服。因此，英军在武器装备和军队素质方面的优势，可以因上述不利条件的制约而受到抵消和减杀；而清军在武器和军队素质方面的劣势，完全有可能用兵力上的优势以及有利的地理、社会条件而得到弥补。由上看来，清王朝只要能正确地认识和估量敌情，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的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英国侵略者是完全可以被战胜的。 那末，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它在主观上犯了哪些错误呢？ 不了解敌人 对敌情判断失当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密令大鸦片贩子胡夏米，沿中国的海岸自南到北地作了一次战略性的侦察航行。1834年9月，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曾指使两艘军舰强行闯入虎门，直抵黄埔、广州；1835年7月，胡夏米正式向英国政府建议对中国使用武力，他根据侦察结果作出判断，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以制服清王朝。他在报告中对舰队的组成、兵力数量、集结海域以及发动战争的季节等都提出了具体建议。1838年7月，英国海军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遵照英国政府的旨意，率领军舰三艘窜到珠江口，再次对中国进行武装侦察。长期以来，英国政府还通过商人、传教士等，深入中国内地，进行广泛的活动，并搜集了大量的军政情报。因此，当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特别是在虎门销毁鸦片以后，英国侵略者就把它视为挑起侵略战争、用武力打开中国贸易闸门的良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在当年4月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写的密信中就说：中国严禁鸦片，“乃是陛下政府对过去所受一切损害取得补偿的最好理由，这是把我们将来和这个帝国的商务安放在稳固而广阔的基础之上的最有希望的机会”。一个曾到过中国十六次的商人讲得更为露骨，他说：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成，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收。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1839年9月1日，英国内阁终于根据鸦片巨商和对华贸易集团的意志，“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向中国进行武装讹诈和侵略。 英国政府正是根据多年来通过上述各种途径与手段所获取的大量情报，识破了清王朝的纸老虎本质，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作了比较准确的判断。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在《致海军部》的公函中十分自负地写道：“陛下政府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的海军数量很小，其性能与装备极端无用；因此，上面所说的行动（指到中国沿海占领岛屿、封锁港口、扣留商船等——引者），可以用很小的兵力就执行成功，这兵力远较就其活动的漫长海岸线及其任务规摸初看起来所需要者少得多。”这就是英国政府之所以敢于以一支为数不大的陆海军，远涉重洋，对拥有四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 可是，中国对英国的情况了解得又如何呢？ 清王朝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长期以来，它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视外国为“蛮夷”，拒绝一切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传入。因此，清廷同西欧各国进行贸易虽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但都是外国人到中国来，而很少有中国人到西欧去过，更谈不上对西方列强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和认识。林则徐是较早注意了解世情的人物之一。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说：“林则徐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从中了解西方列强的情况。不过，由于时间短，手段少，翻译人才缺乏，他对西方列强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对英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了解也甚为肤浅，因此，所作的判断往往不够准确。 林则徐在严厉禁烟的同时，在军事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战备措施，但其目的是为了堵截鸦片走私和防止英国军舰和武装商船的武装挑衅。对于英国政府1839年10月1日作出的决定和1840年春派遣侵华远征军的行动，林则徐以及整个清王朝既没有获悉这方面的战略情报，也未作过类似的分析、判断。1839年9月，林则徐在分析英国情况后得出结论说：“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该夷别无伎俩，即使私约夷埠一二兵船，如前此律劳卑、马他伦之类，并未奉该国主调遣，擅至粤洋游奕、虚张声势，亦惟严防各口，总不与之接仗，一面断其薪水，使之坐困。”至偏僻港口，该夷大艘断不能行，而三板小船，应须防其阑入。”这就是1839年秋林则徐对英军入侵方式和规模的分析判断。 1840年2月，林则徐听澳门葡萄牙人传说，英国从本国和孟买各派出兵船十二只，不久即可到达时，还武断地斥之为“谎言”，“原不过义律等张大其词，无足深论。即使果有其事，而夷兵涉远而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陆劲旅，以逸待劳，岂能不制其死命”直到1840年4月底，美国代办领事哆喇哪在向林则徐的禀报中提到：“现由英国及本国有新闻纸到来，内云：英国限于本年五月前后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本来，这些都是重要的战略情报，但仍未引起林则徐的重视和警惕。他在复文中批驳道：“禀内妄称五月前后，英吉利欲行封港，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等语，实属胆大妄言，荒谬已极。试思港系天朝之港，岂英吉利所能封？且尔米利坚并非英夷属国，何至一闻该夷不许船来之言，尔即如此着急乎？如果尔等甘听英夷指挥，五月前后不敢贸易，天朝官府正喜得以省事，岂此等谣言所能恫喝耶？”“若竟不知好歹，转代英夷张大其词，恐亦自贻后悔而已。原禀掷还。”态度既傲慢又颟顸。 直到6月中旬，英国舰队已在来华途中，林则徐仍向道光帝奏称：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运载鸦片。好夷借以扬言恫喝，以求得准许其贸易。现在各兵船只在外洋游奕，此东彼西，总无定处。此外别无动静，诚如圣渝，（该夷）实无能为。可见林则徐对英国政府出动海陆军大举进犯中国，也完全缺乏了解，这当然会直接影响广东方面战备工作的加强。至于其他沿海省份的战备工作就更差些了，如英军抵达浙江定海时，兵勇都毫无准备；大沽口的大炮都不堪用，天津、大沽驻防的清军总共不及千人，这与清朝上下对英国将发动的武装侵略了解甚少有直接关系。 和战方针不定 战略被动多变 英国政府作出对华发动战争的决定之后，即着手组织侵华远征军，到1840年初，这支侵略军已基本拼凑完成。海军舰队以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戈登·伯麦为司令，由十六艘军舰、四艘轮船和二十八艘运输船只组成。在十六艘军舰中，三艘来自英国本土，三艘来自南非开普敦军港，五艘来自印度，另五艘已先期在中国海面活动；最大的三艘军舰，各装备七十四门大炮。侵华陆军共四千名，全部来自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这支侵略军由英国驻好望角海军司令懿律少将率领。 由于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情况有较多较深入的了解，因此，英国政府对懿律下达的最后训令中，对侵略军到了中国海面之后的侵略步骤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到达中国广东海面之后，立即封锁珠江口，扣留一切中国船只；（二）封锁珠江口后，立即北上，切断台湾和厦门之间的运输，封锁钱塘江、长江和黄河口，占领舟山群岛中最适于作司令站的岛屿，以便长期占领；（三）前往北直隶湾（即渤海湾）递送照会，以武力为后盾，与清政府谈判，逼迫其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种种条件和要求；训令中还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预案：“如果中国政府拒绝谈判，或者何时谈判决裂，那么，海军司令就应该根据他所指挥的兵力，并按照他认为用这些兵力困扰中国政府以何种方式为最有效的办法去进行更加活跃的敌对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派一支兵力进入黄河，直到黄河与运河交叉点，在那儿切断南北诸省的交通，捕捉并掳走船只与货物；或者，他也可以派一支兵力进到扬子江与运河交叉点，那儿有两个大镇，聚有大量的船只与货物，可以掳走；或者，如果他认为兵力足够，他还可以占领厦门城。这些行动，应该给海军司令留有最充分的自行决断的余地，以便他根据他自己的判断，用最有效的办法进行他的敌对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满足我们或中止谈判，或迫使陛下全权代表中止谈判，那么海军司令的敌对行动就不该停止，也不中断，一直等到中国全权代表签下足称满意的协定，并由皇帝诏准该协定的时候为止”。 从上可见，英政府对侵略远征军的训令，原则明确，要求具体，并给前方指挥员在执行过程中保留有根据情况自行决断的充分余地。纵使后来战事曾多变化，统帅几度易人，但英国的上述战略要求基本未曾改变。 可是，清朝方面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清王朝对战争的态度，前后有过多次的变化。这除了英国是发动侵略的一方，握有战争的主动权，而清王朝则是被侵略的一方，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外，也与清朝方面对本身力量的肓目自信，和对英国的侵略意图一无所知有直接关系。 清王朝方面的战略变化，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在战前以及战争初期，清廷根据对英军“船坚炮利”的一般认识和林则徐的妻报，所确定的对付英军人侵的战略方针是：以守为攻，以逸待劳；不在远洋与敌接仗，设法诱敌登岸聚而歼旃。上述思想，见之于道光帝在1840年8月24日——9月3日间给沿海督抚所发的谕旨，其中比较集中的是8月30日给耆英的谕旨，说英夷“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力痛剿，使聚而歼旃，乃为上策”。一般说，清廷在对英军缺乏深入认识的情况下，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防御姿态，还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不在远洋与之接仗，也注意避开敌“船坚炮利”的长处，这些都是正确的。所不足的是，这时的清朝当局，对英国的陆军力量完全没有认识，对英海军的近陆作战能力也严重估计不足，就是林则徐也不例外。道光帝的上述思想，正是根据林则徐的妻报来的。林则徐在奏报中说：“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迂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倩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清廷的上述认识，后来经过与英军多次较量并吃了败仗之后，才逐步改变过来。 （二）从大沽交涉到广州之战，道光帝始则以委屈求全、息事宁人的姿态，避免与英军正面对抗；当英军由于季节已过和兵力不足等原因南返广东之后，道光帝即如释重负，并侥幸自得地说：“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道光帝满以为事情已基本了结，于是下令沿海各省酌量撤兵，并委任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办理与英国的交涉。 琦善到了广州，义律再度提出赔款、开埠、割地等无理要求，并以“开仗”相威胁，这是虚妄自大的道光帝所难以接受的。本来，义律提出的上述要求，并非什么新东西，在《巴麦尊照会》中早已写明了的。但以道光帝为首的昏庸的清廷决策集团，对英国的战略意图既茫然无知，即使象《巴麦尊照会》这样重要的外交文件，也未进行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故当义律在广东再度提出上述要求时，道光帝竟把它视为“新闻”，似乎受到了多大的刺激，损伤了他虚妄自大的自尊心。于是他态度趋于强硬，下令从湖南、贵州、四川调兵赴粤，准备武力解决。 道光帝处于很大的矛盾之中。他从终兵息战、节省糜费的动机出发，希望与英国的这场纠纷尽快求得和平解决；但英国的要价又太高，使他难以接受。特别是这时道光帝无论是对清军的腐败无能，抑或是对英军的战斗力，都还缺乏真切的了解。他总以为他手中有几十万军队，对区区英军作战虽无胜利把握，但在陆上总可与之一试。这时，无论英方、清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想使用手中的军队，将各自的“政治”继续发展为“战争”。尤其到了1841年初，当道光帝得知英军攻陷沙角、大角炮台，便一怒之下，决定对英宣战，命令琦善、伊里布克日进兵，并收复定海。 英军攻下虎门，尤其是后来广州的城下之盟，本来可以使道光帝的头脑清醒些、实际些，但由于奕山等编造了一套瞒天过海的谎言，把广州之战的真相全部隐瞒了起来，因而后来英军撤出广州、虎门，道光帝还真以为清军打了胜仗，因而又再次要沿海各省撤兵，他说：“现在广东夷情，经奕山等叠次焚击，业已退出虎门，粤省所调各路官兵，现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各省调防官兵，著该将军督抚等体察情形，如何酌量裁撤，迅速奏闻请旨”。道光帝受了奕山等的蒙骗，延缓了对战局发展真相的认识过程。 （三）从英军第二次北犯到浙东反攻失败，这是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