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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墓冢。在陕西省兴平县东北约15公里处。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18岁领兵作战，曾先后6次出兵塞外，获得大捷，打通了河西走廊。元狩六年(公元前117)病逝，汉武帝为纪念他的战功，在茂陵东北为其修建大型墓冢，状如祁连山。封土上堆放着巨石，墓前置石人、石兽等。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霍去病墓冢底部南北长105米，东西宽73米。顶部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冢高约25米。墓前石刻现存16件。可辨识的象生14件，其中有3件各雕两形，总共有生物17体；不同物象12类。计有怪人、怪兽吃羊、卧牛、人抱兽、卧猪、跃马、“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卧象、短口鱼、长口鱼、獭、蝠、左司空刻石和平原刻石。石刻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手法简练，个性突出，风格浑厚，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批大型石雕艺术珍品。其中“马踏匈奴”为墓前石刻的主像，长1.9米，高1.68米，为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石马昂首站立，尾长拖地，腹下雕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挣扎的匈奴人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这组石刻都是将一块整石运用线雕、圆雕和浮雕的手法雕刻而成。材料选择和雕刻手法与形体配合，有的注重形态，有的突出神情，形神兼备。猛兽则表现凶猛，马则表现跃起注视前方，牛、象则表现温顺，神态各异。从铭文刻石推断，这批石刻当是少府左司空监造的。墓前列置石人、石马、石象、石虎等石刻，对以后中国历代陵墓石刻有深远影响，一直为汉以后历代陵墓石刻艺术所继承。亏腔 霍去病墓石刻原有总数已不可考，明嘉靖年间因地震有的倒置，有的被淹埋。1949年以前原置于墓前的有9件，1957年新发现7件。 1956年在霍去病墓前设置茂陵文物保管所，1957年把露天石雕移置在墓前新建的两廊内。1979年茂陵文物管理所改为茂陵博物馆。 霍去病墓石雕之所以闻名中外，重要的在于它是我国雕塑史上的里程碑，石雕群灵活地运用了“因势象形”、因石得形、因形造意、因意施工、以神为主的表现手法，融圆雕、浮雕、线刻于一体。恢宏博大，气韵生动，完全体现在雕刻的大写意手法上。 霍去病墓位于陕西兴平县的茂陵，初到茂陵，心情是激动的，因可亲眼目睹这闻名中外的石雕艺术品，据历史记载霍去病墓是汉老棚武帝茂陵的陪葬墓之一，大将霍去病16岁即随卫青出击匈奴，六次统帅均获大胜。被汉武帝封为骠骑大将军，但他英年早逝，年仅23岁。武帝为表彰其战功，给予陪葬殊荣，并为其修墓以象祁连山，以为纪念。又因祁连山一带原是匈奴族“水草肥美，六畜藩息”的放牧地，特命能工巧匠，雕刻了许多马、牛、虎等动物放置在“山”上，以增强霍去病墓“祁连山”的销含衫真实性和山区气氛。 霍去病墓石雕在石刻手法上都巧妙的运用了“因势象形”的手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形象刻画恰到好处。大部分作品只是利用原有的石块形态稍做加工，保持其自然的情趣，且整体感和力度感都得以加强。 《马踏匈奴》是整个霍去病墓雕刻中最具纪念性的作品。它以战马的形象来表现主题，战马庄严稳重，昂首屹立，显出胜利者的精神抖擞和沉着镇定，与仰卧地上的匈奴被踏在马下面目狰狞，两足上曲。手持凶器作垂死挣扎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表现形式上，匈奴的身躯恰好填充在马的腹下，使坚固了造型，增强了稳定感，更使雕塑浑然一体，令雕塑的内容与形式达到高度的统一。在线刻、浮雕、圆雕的多种雕刻手法结合下，让形象既朴实明快，又生动传神。 而《野猪》与《石鱼》这两件作品虽然没《马踏匈奴》、《跃马》等那么大，但其艺术价值一点不逊之，乍眼一看也就两块石头，但再细看你会发现，雕刻者就是利用石头一端的突起，惟妙惟肖地塑造出野猪的形象，就在头部，及其他部分稍稍雕刻，野猪，与鱼的神态便表现出来。 《人食熊》和《怪兽吞羊》则充满着奇异的想象力，初一看是分不清作品的形状，如同一块抽象的大石头，随着流动的线条慢慢找寻，你才能发现这应该是一只凶猛的怪兽，那是一只挣扎的小绵羊，那是可怕的野人，那是正被吞食的熊，这些形象都不受实物的约束.线条自由流畅,不是实实在在地雕塑出一个写实的东西,而是在于那与石材结合的形似。 从这些石刻作品中我们可见到无一件是毛发毕现、精细人微雕刻出来的。如我们在青铜器雕刻中所见到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样式，从战国时代的巨大人头像中，都可以看出其雕塑水平所能达到的精微程度是令人惊叹的。在河南、四川、山东、陕北等出土的刻像石中，也可看出雕刻是十分细致的。但在霍去病墓的石雕中则见不出这种细致。可见主要的是由于追求的东西不同，霍去病墓石雕它更多的还在于它的象征性。马有些像驴，大的怪兽似虎、似饕餮，有的雕刻还得费力地去寻找它的形象。霍去病墓却表现出一种新的变化、即这些造像不再是那种与实物相对应的、巫术性含义的，而是作为炫耀或展示的东西。在古埃及，雕塑家的含义是使人再生的人，而霍去病墓的雕刻却发生了这种观念的转变“形”、“像”已失去那些丰富的含义。 思想上为了反映了西汉社会的强盛与积极进取的大无畏精神，于是，自足的、无往而不胜的民族自豪感支配了霍去病陵园的设计与施工。这样一种情形下的创造过程，追求博大恢宏，并且要力求只有气吞山河之慨的愿望，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心理意向。 所以，在那个动乱但充满着精神张力的时代，霍去病墓雕刻的设置是充满了象征的意味。它没有像唐代陵墓雕刻中所见到的那种庄严凝重之感，也没有在唐宋的陵墓小的那种整齐的排列和明确的四门设置。它要随便得多。这可以被认作是精神非秩序性的表现。所以．这些雕刻才“散乱”地置于祁连山形的坟丘上，它们与其他的巨石杂乱的陈设在山坡上，与树木草丛及景观浑然一体，营造了一个完整而富有意义的空间意向，和谐而自然。这种“随便”恰是在征战中成为胜利者后才能产生的博大之感的结果。 为什么霍去病墓石雕追求如此自由、写意、传神的雕刻，从历史来看，在秦朝时，统治者推行法家的高压政策，完全忽视了个体的价值和自由，而到了汉朝，汉高祖实行开放政策，注意人民的调养生息，各种学说，思想文化空前活跃，个体尊严意识的觉醒逐渐深入民间，并生长出个体自由意识，自由的空气便促进自由的创作与想象。 一方面道家思想得到发展。道家是主张天人合一的，反映在雕塑作品上就是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不改变自然而顺乎自然，容人自然也就包容了自然。为什么一位青年将军的坟墓，一座小小的人工土堆，要认作为雄伟巨大的祁连山。化顽石为神奇的雕刻制品，要认作是主宰这片“大地”的主人。埋着霍去病尸体的地方，却没有他的形象…。这说明霍去病墓在这里是与大自然有着内在的联系的，人们并不将其从自然中剥离、孤立出来．而是让它在这里呼吸大地的气息，和着自然的脉搏而永存，从而容人宇宙的怀抱，而它也就等于包容了宇宙，所以将其孤立出来的做法都是失却宇宙精神的表现。但在同样古老的埃及法老墓前．却能见到国王和王后们的雕像。唯在中国的历代帝王墓中见不到这种直刻其像的遗迹。这便是由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 霍去病墓石雕，恢宏博大、浑朴自然，是中华民族雄浑气质的艺术魂宝，是将写实与写意手法融合并用的天造之作，是中国艺术的一大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