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鲍勃·迪伦《Blowing In the Wind 》。、
敲，敲，鲍勃·迪伦终于敲开了诺贝尔的门。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16年10月13日下午1点，瑞典学院将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75岁的美国音乐家鲍勃·迪伦。今年的奖金为8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610万元人民币、90万美元。当宣布鲍勃·迪伦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内，传来记者们的欢呼声。《综艺》评论说， 鲍勃·迪伦的获奖打破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传统，传统上，获奖者的得奖依据是其出版的书籍，尽管迪伦出过一本诗集，一本写生集以及一本名为《编年史：卷一》（Chronicles: Volume One）的回忆录，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流行音乐领域。鲍勃·迪伦的获奖创造了历史，如同当年丘吉尔以二战回忆录、罗素以哲学著作获奖一样。
鲍勃·迪伦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出的颁奖理由是“鲍勃·迪伦在伟大的美国民谣传统中创造出新的诗歌意境”（having created new poetic expressions within the great American song tradition.）。自1993年小说家托妮·莫里森获诺奖以后，鲍勃·迪伦是二十多年来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人。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常任秘书萨拉·达尼乌斯（Sara Danius）说，75岁的迪伦是“英语文学传统中的伟大诗人”，她将迪伦的作品与古希腊两位诗人荷马和萨福（Sappho）相提并论。她说，“如果回到2500年前，你会发现荷马和萨福创作的诗歌，本身就是为了让别人听到，也就表示，这些诗词本身就是为表演而做，有时还会用到乐器，就像现在的迪伦一样。”达尼乌斯还对记者说，她希望瑞典学院不会因为这一选择而受到批评。
“迪伦出版的大量专辑均涉及社会环境、宗教、政治和爱情。” 也许是为了防止大家批评迪伦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音乐家而非作家的事实，瑞典学院在一个简短的声明中表示，“迪伦的歌词一直在出版新的版本。除了他大制作的专辑，迪伦已发表的实验性的文学工作，例如散文集《狼蛛》（Tarantula，1971）和《作品及绘画》（Writings and Drawings，1973），以及自传《编年史》（2004）中描绘了早些年在纽约以他的生活为中心的大众文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惊人的多才多艺，在绘画、表演和写作方面都积极而活跃。”瑞典学院补充说，“自1980年代末以来，迪伦维持着标志性的偶像地位，他对当代流行音乐的影响是深刻的。”
国内知名乐评人孙孟晋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鲍勃·迪伦与其说是一个音乐人，不如说更加是一个诗人。
“他早期的唱法和诗有很大的关联，歌词的创作受金斯堡等垮掉的一代影响很大。”
“他擅于把各种意向写进诗里，有时候用嘲讽的方法，有时候又特别悲伤，比如我很喜欢的一首《Sarah》。”
“他的文学造诣很高，回忆录《编年史》是音乐家的回忆录中最棒的。”
“事实上，他的名字‘迪伦’就来自迪伦·托马斯。”
“迪伦是犹太人。20岁的他游荡在纽约街头，不知道命运在哪里。他对人性看得特别透彻。他也喜欢恶作剧，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我觉得这个奖对他就是锦上添花，他获不获诺奖，都不影响他在我们音乐人心中的地位。”在音乐评论人郝舫看来，鲍勃•迪伦首先是一位音乐家，“他的歌词如果单独印出来，照着读，力量就没有和音乐在一起时那么大。”“但是他也是一位作家。他在遣词造句、文字节奏感上也确实伟大。在我看来诺奖是比较传统的，趋向比较稳定的文体风格。那这次（颁给鲍勃•迪伦）或许有一种含义，就是肯定一种比较离经叛道的美学风格。鲍勃•迪伦的歌词是那种晦涩、隐喻、富有哲学的，虽然在现在看来不是最前卫的，但是它象征着一种美学风格。所以我说这次评奖的人挺有眼光的。”对于一些国内批评家的质疑，郝舫告诉澎湃新闻：“在很多听音乐的人看来，鲍勃•迪伦的文学造诣很高，他的文学修养是不容置疑的。即便是国外的传统作家，也给予他的回忆录《编年史》很高的评价。很多人说不好，我想是不了解造成的隔阂。”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顾悦得知鲍勃·迪伦获奖后非常激动。他既是美国文学的研究者，也是一名民谣音乐人。他第一时间在微博里发了一句“民谣正式被严肃文学界认可！”
“一开始得知消息我是挺意外的，但其实多年来迪伦一直是诺奖的热门人选，和村上很相似。只是少有人真觉得他会当选。”顾悦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看到有人说颁诺奖给迪伦是“误导了文学概念”，“其实我认为这才是文学概念的归正。中国最早的文学形式（诗经）其实也是民谣。”
在顾悦看来，鲍勃·迪伦与伦纳德·科恩既是当今西方音乐界的泰斗级人物，同时也是文学大师。前者主要凭着自己的歌曲创作被文学界认可，后者则是以诗人的身份走入乐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两位大师皆是沟通文学与音乐的桥梁性人物。”
“迪伦是影响了当代美国的思想巨人，他的历史地位是不用质疑的，他对当代文学艺术和思想史的巨大影响是无可否认的。我只是很好奇他本人对于诺奖是什么态度。”顾悦说，美国文学界距离上一次获得诺奖（1993年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了23年，“文学界对迪伦一直有系统研究，只是这一次，是载入史册式的承认吧。”
民谣歌手钟立风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鲍勃·迪伦先生，他能量巨大，是属于大众的，雅俗共赏的，完全受得起集体人们的顶礼膜拜。“他独特的音乐表达和公众影响力我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当我得知他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和大家一样意外、开心。鲍勃·迪伦不仅是一位歌者，更是诗人、反战英雄，也是一个传奇，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而他所有的这些能量，是由他的音乐带出，给世人警醒、希望和安慰。同时通过鲍勃·迪伦的获奖，我们也能够知道，所有艺术家、文学家，那些过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的作品，一定也是具有节奏和音乐性的。‘所有艺术都渴望获得音乐的属性’（瓦尔特·佩特）。反过来说，不管什么样的艺术表达，最后也是要落实到诗性的人文内涵上—— ‘答案在风中飘’”。
在一篇《重读鲍勃·迪伦的抗议民谣》中，诗人欧阳江河曾说：“认定鲍勃·迪伦所写的歌，其文学价值要大于音乐价值的，大有人在。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将迪伦原创歌词中的吉他特质剔除净尽之后，再来抽象地谈论其文学性和诗歌价值，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简言之，鲍勃·迪伦是一个诗人气质的民谣歌手，但不是经典意义上的诗人。T.S.艾略特认为，现代主义诗歌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诗歌只做只有诗歌能做的事。但迪伦用民谣想做的事，范畴远比艾略特那样的精英诗人要广阔。迪伦的原创民谣，较之同时代的其他民谣歌手，之所以文学性和精神影响力要高出许多，原因就在于迪伦的创作深处有这个范畴，而其他歌手几乎没有。”而这个范畴，指的是在吉光片羽的原创歌词后面所隐藏的那个大的历史叙事，那个诗学和心灵的巨大的场。
1941年5月24日，鲍勃·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城，6岁时全家移居到苏达州矿区小镇希宾，那是一个气候严酷、生活封闭乏味的地方，只有电台传送着来自外界的信息。
少年时期的迪伦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时迪伦自学了吉它、钢琴、口琴等乐器。
高中毕业后他来到明尼苏达大学继续学业。大学时期，他开始使用艺名鲍勃·迪伦，通宵达旦地弹琴唱歌，白天则蒙头睡觉，再没时间读书。
1961年，鲍勃·迪伦从明尼苏达大学辍学，开始专心致力于歌唱工作。
离开大学以后，他开始转型创作，他几次三番地去找乐评人Robert Shelton，给他唱自己的歌。直到Shelton意识到他的价值，把他推荐给各个唱片公司，并在《纽约时报》上对他大加赞赏，才终于引发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制作人John Hammond的注意，并为他挣得了一纸唱片合约。
这番幸运之神的眷顾很快让鲍勃·迪伦成为一颗新星，尤其在他的反战歌曲和话题歌曲广为流传之时，整个美国民谣界和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都受到他的剧烈冲击。1962年，鲍勃·迪伦的第一张专辑《Bob Dylan》发布；1965年，《重访61号公路》发布。
鲍勃·迪伦在21岁时已写下平生最著名的歌曲，一连问了12个没人能答上的问题，这就是因电影《阿甘正传》而被大多数人熟悉的《答案在风中飘》。而另一首歌曲《像一块滚石》被权威音乐杂志《滚石》选为“史上最伟大500首歌曲”的第一名。
为了纪念鲍勃·迪伦为音乐史上做出的突出贡献，在《滚石》“史上最伟大100名词作者”排行榜上，鲍勃·迪伦名列第一。
自1994年以来鲍勃·迪伦已出版了6本画作书，他的作品也曾在大型艺术画廊中展出过。作为一个音乐家，鲍勃·迪伦的唱片总销量已超过了1亿，也让他成为畅销音乐艺人之一。鲍勃·迪伦得到过包括格莱美、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在内的奖项。2012年5月，鲍勃·迪伦获得了由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颁布的总统自由勋章。
1975年，鲍勃·迪伦（左）与美国诗坛怪杰、“垮掉的一代”之父艾伦·金斯堡在凯鲁亚克墓前。后者曾写推荐信，促成了鲍勃·迪伦于1997年首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鲍勃·迪伦与“垮掉的一代”
鲍勃·迪伦的少年时期正是摇滚乐的诞生之时。但他说：“摇滚乐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它们朗朗上口、有强烈的节奏，并且让你很high，但是不够严肃，不能现实地反映生活。当我接触到民谣时，这是更为严肃的音乐。那些歌曲有更多沮丧、更多哀伤、更多对超自然的信仰、更深层的感受……生活太复杂了，以致摇滚乐不能反映出来。”
在来到纽约之前，还在明尼苏达的少年迪伦除了听摇滚与民谣，也接触到“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迪伦在1959年读到凯鲁亚克，也读到从巴黎空运来的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美国禁止发行）。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这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Corso）、费林格提（Ferlinghetti），他们是如此神奇……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
而在后来，美国诗坛怪杰、“垮掉的一代”之父艾伦·金斯堡成为了迪伦的挚友，他认为鲍勃·迪伦是最棒的诗人，“我从印度回到美国西岸那会儿，有人给我放了张唱片，当我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我哭了出来。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我被他的修辞镇住了，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
1962年2月，19岁的迪伦来到纽约格林威治村。而这里，左翼民谣和反叛的垮掉的一代的诗歌正在翩然共舞，维持既激荡又矛盾的关系。
迪伦自己说：“民谣场景和爵士场景是非常紧密的。诗人读诗时，我会在底下聆听。我的歌曲与其说是受到书本上的诗影响，不如说更是受到诗人在现场搭配爵士乐的朗读的影响。”
“叛逆先驱”与抗议歌曲
鲍勃·迪伦多数著名作品都来自1960年代的反抗民谣，也被广泛认为是当时美国新兴的反叛文化的代言人。他的部分早期作品成为了当时美国民权反战运动的圣歌，例如《答案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和《时代在变》（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1960年代中期迪伦开始从原先的抗议民谣风格转型，并在1965年发行单曲《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也从此改变了流行音乐的传统分类。
但就在他被视为青年反文化的代言人时，他开始急速地想要告别民谣，告别抗议。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如前辈彼得·西格乃至同辈如琼·贝茨（Joan Baez）般具有强烈行动信念的抗议歌手。在1964年，他接受访问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写歌……炸弹已经渐渐变得无聊，因为真正的问题比炸弹更深层……我不属于运动的一部分。”
在迪伦对待抗议歌曲的态度上，应该没有人比他的亲密战友琼·贝茨更能体会深刻。在他被视为抗议民歌之王时，贝茨希望他能更加积极地介入到社会反抗运动中。迪伦却告诉她，“我只想专心做我的音乐。”
贝茨问他“我们俩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到“很简单，你相信你可以改变世界，而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改变世界。”
对于人们把他当作叛逆的先锋，迪伦是这么认为的：
“我缺少的是独处的时间。无论反主流文化是什么，我已经看够了它。我对人们把我的歌词推而广之的方法非常讨厌，他们的含意被颠倒，用来论战，我也被涂抹成叛逆的佛陀，变节者的国王，无政府的主教，头等重要的人物。我们究竟在说些什么？无论怎样看，这些头像都挺可怕。全部都是‘亡命之徒’的代码。”
而迪伦在经过一系列对音乐和人生的重新思考，由民谣转向摇滚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民谣音乐舞台已经成了我必须离开的天堂，就像当年亚当不得不离开伊甸园。他太完美了。几年后，就会掀起一场混乱的风暴。事物就会开始被焚烧。胸罩，征兵卡，美国国旗，桥，也会焚烧—每个人都在梦想找机会发泄。国家精神奖发生改变，在很多方面，这都很像‘活死人之夜’。出路变幻莫测，我不知道它将通向哪里，但是无论它通向哪里，我都会跟随着它。一个陌生的世界会在前方展开，一个乌云密布的世界，有着被闪电照亮的犬牙参差的边缘。很多人误会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真的有过真正的认识。我径直走进去。它敞开着。有一件事实确定的，它不仅不受上帝的主宰，也不被魔鬼所控制。”
鲍勃·迪伦自1997年开始被提名诺奖。
从1997年起就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1996年1月，一个以挪威为基地的委员会开始筹划并准备为鲍勃·迪伦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为此，艾伦·金斯堡特地撰写了一封推荐信。
1997年8月，来自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英语与艺术教授戈登·鲍尔代表竞选委员会，为鲍勃·迪伦正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宣读了艾伦·金斯堡的推荐信。
信中写道：“虽然他（迪伦）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但如果忽略了他在文学上非凡的成就，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
之后，从1998年到2004年，甚至2015年，迪伦每年都被提名。
鲍勃·迪伦的粉丝还特地建立了一个名为“Expecting Rain”（来源于鲍勃·迪伦的歌词）的网站，声援其拿诺奖。
但在博彩公司历年开出的诺奖赔率表上，鲍勃·迪伦一直不被看好。2009年为25/1，2010年为150/1，2011年为100/1，2012年为33/1，之后几年的赔率都在50/1上下。
《编年史》是鲍勃·迪伦在国内出版的唯一本中文版著作，鲍勃·迪伦历时三年在打字机上亲手敲出来的回忆录，记录了自己生命中种种非凡的时刻——初到纽约，签约哥伦比亚，遭遇创作瓶颈，家庭生活片段，点燃灵感火花，打破界限……这位民谣诗人用热情、怜悯和深邃的目光回顾的往昔岁月，将那逝去的黄金年代一幕幕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是一位20世纪传奇人物平生所著的最不同寻常的私密自传。该书中文版目前由上河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