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好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阳光和煦,青草又到处生长,不仅在林荫道上,而且在石板缝里。凡是青草没有锄尽的地方,都一片翠绿,生意盎然。桦树、杨树和稠李纷纷抽出芬芳的粘稠嫩叶,菩提树上鼓起一个个胀裂的新芽。寒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都在欢乐地筑巢。就连苍蝇都被阳光照暖,夜墙脚下嘤嘤嗡嗡地骚动。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儿童也好拦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蓬勃。唯独人,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简嫌州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第一部第1章)这是长篇小说《复活》开篇第一段文字,我喜欢这个开头。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还有儿童,无不欢欢喜喜,生气勃勃,只有被称做“成人”的这种生物,却在没完没了地无休无止地欺骗自己又欺骗别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人活在世上的这段不算太长的时间里总是要做事情的,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能够做的事情却很少,这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究竟什么事情是“神圣而重要”的?谁都认为自己所干的事情是神圣而重要的。此刻,省立监狱办公室里的人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按公文要求把犯人送到法院受审;聂赫留朵夫公爵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作为陪审员本着良心尽他的社会责任;还有法庭的庭长、法院的法官、检察官、书记官、民事执行吏、陪审员们、律师等等,他们神圣而重要的事情就是用“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来构建和谐社会。而作为“人犯”的玛丝洛娃是怎么看的呢?通常人们总以为小偷、凶手、间谍、妓女会承认自己的职业卑贱,会感到羞耻。其实正好相反。凡是由命运安排或者自己造了孽而堕落的人,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卑贱,他们对人生往往抱着这样的观点,仿佛他们的地位是正当的,高尚的。为了保持这样的观点,他们总是本能地依附那些肯定他们对人生和所处地位的看法的人。但要是小偷夸耀他们者肢的伎俩,妓女夸耀她们的淫荡,凶手夸耀他们的残忍,我们就会感到惊奇。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惊奇,无非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圈子狭小,生活习气特殊,而我们却是局外人。不过,要是富翁夸耀他们的财富,也就是他们的巧取豪夺,军事长官夸耀他们的胜利,也就是他们的血腥屠杀,统治者夸耀他们的威力,也就是他们的强暴残忍,还不都是同一回事?我们看不出这些人歪曲了生活概念,看不出他们为了替自己的地位辩护而颠倒善恶,这无非因为他们的圈子比较大,人数比较多,而且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玛丝洛娃就是这样看待她的生活和她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她是个妓女,被判处服苦役,然而她也有她的世界观,而且凭这种世界观她能自我欣赏,甚至自命不凡。 这个世界观就是:凡是男人,不论年老年轻,不论是中学生还是将军,受过教育的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一例外,个个认为同富有魅力的女人性交就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因此,凡是男人,表面上都装作在为别的事忙碌,其实都一味渴望着这件事。她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因此她是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人物。 她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全都证实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在这十年中间,不论在什么地方,她都看见,一切男人,从聂赫留朵夫和上了年纪的警察局长开始,到谨慎小心的监狱看守为止,个个都需要她。至于那些不需要她的男人,她没有看到,对他们也不加注意。因此,照她看来,茫茫尘世无非是好色之徒聚居的渊蔽,他们从四面八方窥伺她,不择手段——欺骗、暴力、金钱、诡计——去占有她。 玛丝洛娃就是这样看待人生的。从这样的人生观出发,她不仅不是一个卑贱的人,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玛丝洛娃把这样的人生观看得高于一切。她不能不珍重它,因为一旦抛弃这样的人生观,她就会丧失生活在人间的意义。为了不丧失自己的生活意义,她本能地依附于具有同样人生观的人。她发觉聂赫留朵夫要把她拉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就加以抵制,因为预见到在那个世界里她将丧失这样的生活地位,从而也就丧失自信心和自尊心。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她竭力避免回忆年轻时的事和她同聂赫留朵夫最初的关系。那些往事的回忆同她现在的世界观格格不入,因此已从她的记忆里抹掉,或者说原封不动地深埋在记忆里,而且封存得那么严密,就象蜜蜂把一窝螟虫(幼虫)封起来,免得它们糟蹋蜜蜂的全部劳动成果一样。因此,现在的聂赫留朵夫对她来说已不是她一度以纯洁的爱情爱过的人,而只是一个阔老爷。她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他,她和他只能维持她和一切男人那样的关系。(第一部第4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