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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的特征

宋代文学的特征

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没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携搏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辩察祥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