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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的精彩人生

在井冈山时期,谭震林到新成立的红四军四纵队担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问他:“四纵队靠什么起家?”谭震林很风趣地回答:“把政治上坚定、打仗勇敢的人提拔起来,把这方面不合格的人撤下去,四纵队不就有战斗力了吗?”他是这么说的,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早在1927年11月,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谭震林是县政府主席,韩伟是警卫排长,负责县政府警卫工作,他俩时常在一起。原来韩伟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叶挺独立团,攻打过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城。谭震林在独立团攻打攸县时,主动为独立团带路送饭,组织架设浮桥,曾受到团领导赞扬。韩伟被谭震林那种谦虚认真的态度所感动,越发尊重谭震林,而谭震林也非常信任韩伟,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

1929年,由于红四军在一次战斗中失利,前委机关和军领导险遭不幸,为加强前委的保卫工作,毛泽东亲自指派谭震林组建主要负责警卫工作的混成大队,并兼任大队党代表,谭震林立即举荐韩伟担任该大队副大队长。1930年,谭震林担任红十二军政委,不久,就把韩伟从团长提拔到师长,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指枝渣令韩伟代表红十二军指战员从朱德手中接过绣有“沉着杀敌”四个大字的军旗,可见谭震林对韩伟的信任程度。1932年成立福建军区,谭震林先是担任军区政委,坦尺后又改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把韩伟提升为军区参谋长。在短短4年时间里,韩伟连升三级。红军主力长征后,谭震林领导留在闽西的红军开始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36年,他到郎车组织领导岩南漳边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当时,陈戊己刚入党,本来准备跟队伍上前线的,谭震林到郎车后,时常叫他去办一些事情,每次他都圆满地完成任务,得到了谭震林的信任。

当郎车需要选一名共产党员的交通员时,就把陈戊己留在地方担任了交通员。刚开始陈戊己想不通,认为在后方不能打敌人,报不了家仇国恨。谭震林发现陈戊己的情绪后,主动又严肃地对他说:“党的交通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一定要是共产党员来当。戊己同志,党组织选拔交通员是经过严格考察和审查的,要求不是一般的。作党的交通员需要根子正,出身好,思想觉悟高,立场坚定,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怕个人牺牲。做到人在文件在,宁可牺牲自己,决不能让文件落到敌人手里让搭高。即使被敌人捕住,刀子按在你的脖子上,也得死死保住党的机密。要懂得党的交通员肩负重任,党的机密就是党和红军的生命,关系到革命事业和战斗的成败。干交通员工作,非同小可啊!干这项工作是非常光荣的,也是非常艰苦的,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呵!”听着听着,陈戊己被深深地打动了,也受到很大的教育,连连点头,斩钉截铁地说:“请首长放心,我陈戊己不是河边柳墙头草,决不辜负党的期望。请首长看我的行动吧!”临走时,谭震林站起来紧紧地握着陈戊己的双手,情深谊长地说:“好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听从党的安排,眼下组织需要你,你暂时不到前线去,要安心留下来当交通员,这是党对你的信任,我们相信你会想通的!”以后,谭震林又多次找陈戊己谈心,鼓励他好好学习,并告诉他怎么才能当好交通员,笑着对他说:“一个好的交通员不但要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好,对党对革命事业有一颗赤诚的心,还要有机警勇敢的精神,临机应变的本事,妥善处理危机的能力。”从此,陈戊己始终牢记谭震林的教导,不管是送情报,还是做其他工作,都出色完成任务,没有辜负谭震林的期望。 在无锡县甘露地区盘踞着一支以杨筱南为首的国民党游击队。杨筱南这个人见风使舵、反复无常。抗战初期,他曾拉起游击队救护过国民党伤员,也曾炸过外铁路阻止日军进犯,还打死过日本兵。1939年,杨部曾被叶飞收编为“江抗”独立第4支队。可叶飞领导“江抗”西撤后,杨筱南便翻了脸,投靠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冷欣。1940年7月,他还把我插入杨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膝宵吊在树上,亲自挥鞭抽打,以示与“江抗”势不两立。

8月的一天,杨筱南一反常态,备好美酒佳肴,邀请谭震林赴宴,说有要事相商。夏光同志机警地劝告谭震林说:“不要去,说不定这是摆的‘鸿门宴’哩!”谭震林沉思一会儿郑重地说:“老夏,杨筱南对日军没有妥协过,这是我们争取他的一个重要机会。像他这样的人,我们不去做统战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他就会死心塌地倒向国民党。既然他请我赴宴,就是他摆‘鸿门宴’,我也要去闯一闯!不过,”谭震林将话锋一转,“我们也要提防他。你让部队驻在甘露镇附近,再带上七个精明强悍的警卫员,见机行事。”次日上午,谭震林带着夏光、温玉成以及凌伯泉等七八个警卫员直赴杨筱南的深宅大院。只见大院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哨兵荷枪实弹,刺刀闪着寒光。突然,从大厅里走出一个彪形大汉,向谭震林迎来,满脸堆着笑,连声说:“今日我杨某有幸,诸位大驾光临,蓬荜生辉。请!谭司令,请入座。”“杨司令有请,盛情难却,我们不得不来。”谭震林风趣地说着,双目环顾四周。大厅正中,已摆好两张八仙桌,桌上大盘小碟,盛着鸡鸭鱼肉,还有芳香四溢的佳酿美酒。“有酒助兴,我们边吃边谈吧。今日英雄聚会,人生难得几回醉,来,谭司令,我们喝酒。”杨筱南高高举起酒杯,等待谭震林站起身来碰杯。“且慢,眼下国难当头,敌情迫在眉睫,我们应以抗日大事为重。酒嘛,谈好后再喝不迟。”谭震林沉稳应对。杨筱南放下酒杯“突然袭击”道:“贵军言而无信,我等难以心服。你们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并收编之实。‘江抗’东进,把我杨某数百抗日武装席卷而去。谭司令,这事你一定早有所闻吧?”谭震林不慌不忙地绕了个弯子问道:“杨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贾,拉起武装,又为哪般?”“打鬼子,保家乡。”杨筱南脱口而出。“‘江抗’早把地方武装组织起来,开赴抗日前线,难道不是打鬼子吗?既然都是为了抗日,又何必分彼此?杨司令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为什么心甘情愿的事,突然反悔,耿耿于怀呢?”谭震林步步紧逼,“这不是被人挑唆吧?”谭震林一语击中杨筱南要害,“合作抗日嘛,应该一如既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我们‘江抗’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杨筱南一时语塞,满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这——这么说,你谭司令同叶司令一样,看中了我杨某这支武装,意在吞并!”说罢,他猛然拔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地拍在八仙桌上,一只酒杯被震落在地,砸得粉碎。大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杨筱南的卫兵剑拔弩张,只等上司一声令下。谭震林毫不退让,“呼”地站起,温玉成、夏光和跟随的警卫员也一齐亮出武器。“谭司令,我直言相告,我杨某带出来的部队不是吃素的!‘江抗’欺人太甚,杨某决不手软!”杨筱南继续威胁道。“杨司令,请你听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杨司令敢先发一枪,‘江抗’就有来有往,奉陪到底。赵北、丁松林部就是你杨某的归宿!”谭震林愤怒斥责。不过谭震林又缓和下来,继续说:“如果‘江抗’真的要欺侮你,我们还会来甘露拜访你这司令吗?我们从来是以诚相待的,难道我们能干出互不信任、自相残杀的蠢事吗?!”谭震林入情入理的一席话,使杨筱南陷入沉思。这时,一个哨兵慌慌张张地走进大厅在他耳边耳语:“甘露镇到处埋伏‘江抗’部队。”杨筱南听到这里,张大嘴巴,在心里“啊”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算啦!”杨筱南暗地思量,“事到如今,何必以卵击石;谭司令亲自登门,总算给我杨某留点面子。”在民族正义和武装压力面前,杨筱南只得同意和“江抗”互不侵犯,共同对敌。

1941年蒋介石卑鄙地发动了“皖南事变”,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行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径,谭震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率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其中黄金山三战三捷,就是在“皖南事变”以后的关键时刻进行的,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揭露了顽固派的无耻谰言,提高了我军的士气,为坚持江南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批评是多种多样的,有和风细雨式的,有疾风暴雨式的,也有不痛不痒的。当然还有那种是批评了你还叫你心里热乎乎的……

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人们的表现也是千奇百怪的。一触即跳者有之,听了不改者有之,虚怀若谷者有之,文过饰非者有之,推诿责任者也有之。因此,有人说,面对批评,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

“谭老板”(当时人们对华野东线兵团政委谭震林的俗称)对批评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曾说:“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能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这是“谭老板”的经验之谈。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且看“谭老板”如何表现——昌维战役打响以后,为配合作战,政治机关起草了《昌维战役政治工作指示》和一个瓦解敌军的电报。起草和发出文件的用意自然是很好的,想尽快让昌维的敌人投降。可问题就出在这后一份电报上。这份电报主要是讲对敌方人员的宽大政策,提出该地区的国民党党政军各类人员一律“既往不咎”,立功可以受奖等……电报发出时,兵团政治部还把这个内容印成了传单,在下边纵队开展了对敌广播。随着电波,这个消息被传了很远很远。消息传到中央大本营,第二天就有了反映。一份措词严厉的批评电报,传到了兵团机要室。

电报明确指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首恶者必办”一项规定的……最终将是一种欺骗!兵团政治部接到电报之后,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这是中央明令批评——这种事情在华野东线兵团是很少见的。大家很快想到了要“追究”责任——战争年代是很讲责任的。一个命令,一个电报的差错,往往就会造成多少人的牺牲。因此权力和责任是紧密相联的。中央要“追究责任”的消息传出后,政治部门的一些同志心情十分沉重。他们私下议论着,认为这次处分轻不了,说不定要给有关同志党内严厉处罚。起草电报的同志们更是闷闷不乐,寝食不安。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同志深感责任重大,立即收回传单,停止对敌广播,以挽回影响,同时准备向中央检讨。

由于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儿在兵团来说算件大事,因而只要一开会就会提到它。这天,兵团各部门的首长都在场,人们沉默了一阵又提起了这份电报。谢有法说:“电文是我们政治部起草的,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最终将是一种欺骗’,我们犯了错误,要向中央检讨。”

“谭老板”此时站了起来,摆摆手说:“你们检讨什么?电文是经我签发的,由我个人向中央作检讨,不要你们负责。”此时的“谭老板”是华野副政委兼东线兵团的政治委员,他说此话时的语气是平缓的,也是沉重的。有人说:“这事儿不该谭政委写检讨,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谭老板”说:“我签发的,就是我的责任。”

此时人们还不知道,谭震林已经给中央写了检讨,电报早已摆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案头。他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没有一句责怪下面的话。更没有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这件事,使谢有法等同志对“谭老板”肃然起敬。因为在他们中有的人,就遇到过那样的领导,有了战功抢着上,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甚至还倒过头来整下级的……

人们说:“多亏了谭政委,要不,我们可是吃不了,得兜着走了。”

谭震林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上级的批评,我不承担,要下级承担,下级还怎么跟你打仗?这不是“护犊子”,这是作为一个主管干部应具备的素质。不承担责任的主官,绝不是好的主官。我承担了责任,中央无非批我一顿,像我这样久经风雨的人,挨顿批评还不像吃家常便饭。要推给他们,那他们可是真的受不了哟! 建国初期,谭震林担任第一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和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分别20多年的几个弟弟闻讯后先后都与哥哥接上了头。老四谭云,解放前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干了10多年,1949年杭州解放时他随部起义,所以第一个见到了兄长。在各自介绍了曲折的经历后,谭震林根据弟弟的实际情况介绍他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弟弟不干,硬要缠着哥哥要去公安部门去当干部。谭震林严肃地说:“老弟,你要明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不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了,你在旧军队搞了那么多年,难免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去工厂当个工人,通过劳动可以洗刷一下旧思想。当干部肯定不行,当公安干部更不行!”谭云见当官的要求没有答应,很不高兴地离开了省政府机关,回去以后又和军管会的同志大吵起来。军管会的领导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拍案而起,命令:“你们回去把他关起来!”军管会遵照谭震林的指示,果真把谭云关押。释放后,仍按谭震林的意见把他安排在某厂当工人,一直到退休。

也是1949年冬,弟弟谭乐春专程从老家赶到杭州,一方面去看看近20年未见面的哥哥,另一方面想通过哥哥搞点本钱,开个矿,把家里搞富一点。没料想遭到谭震林的严厉训斥。事后,谭震林又和风细雨地耐心开导谭乐春:“我是当浙江省的主席,不是我们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了广大人民谋利益,不能只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兄弟!现在解放了,没有压迫和剥削,只要你自己发狠劳动,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谭乐春觉得老兄的一番话很有道理,春节后便告别兄长回到老家照旧经营着一个小商店。公私合营后,他一直在百货公司当营业员。

家在农村的七弟谭德生,限于经费困难,没有去浙江,只是在1950年初给兄长去了一封信。谭震林及时回了信,他写道:“希望你和全家人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积极参加减租反霸斗争,为彻底铲除农村的封建而努力。”按照兄长的意思,谭德生在土改中成了积极分子,以后当上了乡党委书记。 他为人耿直不阿,在1967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大闹怀仁堂”,和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一起,同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伙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主将。2月16日,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他说: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江青说:你敢再说一遍吗?马上给毛泽东挂电话,说谭震林是这么说的,毛泽东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当时井冈山上谭震林跟朱德毛泽东并列三驾马车。毛泽东说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此后,谭震林即蒙受不白之冤,身处逆境。

对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打倒老干部的企图和篡夺党、国家和军队领导权的野心,谭震林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他对于自己是有信心的,属于“主席反复说要保”的老干部。经过考虑,谭震林曾于3月份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自己,以便汇报意见,使毛泽东直接听到老同志的呼声。谭震林还让秘书帮他准备汇报材料,充满信心地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到了毛主席那里,非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问题,都抖落出来不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谭震林要求毛泽东接见的愿望并未实现。直到五一上了天安门城楼,谭震林才见到了毛泽东。但是单独向毛泽东汇报的愿望,却再一次落空了。在谭震林等待毛泽东接见的同时,江青和“中央文革”已经准备彻底打倒谭震林了。1967年8月19日下午,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安排下,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所谓“万人大会”。周恩来不顾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谭震林等老同志。他在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不准搞武斗等“约法三章”,并对主持批斗的人严正地指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

但是,批斗会的主持人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另有打算。周恩来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周恩来刚一离开,会场的批斗就不断升级,甚至对谭震林拳打脚踢。就这样,批斗从中午12点开始直斗到下午4点多钟。谭震林被警卫人员架着,才返回了中南海家里。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1967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干部,给“中央文革”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她在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押多长时间,供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

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毛主席和林彪同意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1967年11月中旬,谭震林的立案报告转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饶漱石专案组,要他们负责审查清楚。12月份,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进行所谓的“调查”。

审查小组的同志经过几个月的外调,反复核实,弄清了谭震林的历史上各项重要细节,终于完全证实谭震林1932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一直没有离开过苏区,根本没有被捕过,自然,也就不存在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一说了。说谭震林是叛徒,毫无根据。

1968年3月21日,在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以中央名义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时,江青公然宣布:“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3月24日晚,江青在中央召开的驻京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气急败坏地连呼了三句口号:“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她用右手高举着一个档案袋,向台下听众大声说:“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说完,她又将档案袋向大家晃了晃,示意证据就在她手里拿着。江青这一宣布,顿时激起到会的不明真相的人的激愤,整个大厅被一片口号声笼罩着。康生也谩骂道:“谭震林这个叛徒,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上他要猖狂进攻,并且声明,砍掉他的脑袋,坐牢,他也要斗争到底。他这个反革命的气焰多恶劣!”

对于康生、江青之流的诬陷,许多从井冈山时期就和谭震林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并不相信。肖克质问道:“说谭震林是‘叛徒’,请把他‘叛变’的时间、地点,‘投降’敌人的哪个部队、交了多少枪给敌人等情况,详细讲一讲。”

当审查小组的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耳听到江青大声宣布:谭震林是个大叛徒,并说有确凿的证据时,他们大吃一惊,还真的以为她掌握着什么新的材料,过几天必定会转给专案组的。谁知大会过后,直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江青也未能拿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来。后来,专案组的同志弄清,原来江青在大会上宣布的所谓“有确凿的证据”,只不过是她看过的那封检举信而已。

继陶铸之后,谭震林成为又一个全国性的重点“打倒”对象。那时,谭震林一家还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二院。就在离谭家二三百米处的中南海西大门口,安了大喇叭,日夜广播所谓谭震林炮打“中央文革”等“罪状”,高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1967年4月4日,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一伙造反派冲进谭家,进行了抄家,并把谭震林的子女逐出了家门,六个子女被一个一个地逐出了北京城。造反派还把谭震林的夫人葛惠敏单独押走了。从这天起,中南海原来的家里,只剩下谭震林一个人,在所谓“专案组”派来的警卫人员监管下单独生活

谭震林的精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