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夏瑜是革命者的形象。《药》里的夏瑜最为典型。但似乎鲁迅对夏瑜这样的革命者有些犹豫，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这些革命者的热血，但是看不到他们的努力的回报。革命者往往是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他们也可能在遗忘中被遗忘。看到现实中存在的这点是极大的哀伤，所以鲁迅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亮睁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的这句话里暗含着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消极的结果，不过，因为鲁迅的愿望是“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敬键岩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里，即使暂时还看不到希望，鲁迅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看到，鲁迅在本性上，不算乐观人士。鲁迅说：“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同时，他还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来加深这种印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正因为如此，鲁迅在《药》里给夏瑜的坟加上一个希望的花环，也算是一种自我鼓励了。在《狂人日记》和《长明灯》里，“狂人”和“他（吹长明灯的人）”，鲁迅同样赋予他们很大的勇气。“狂人”直截了当地抨击整整一个吃人的“封建”历史，有气吞山河的勇武；《长明灯》里的“他”一定要吹到“吉光屯”的长明灯，冒着被方头、阔亭他们除掉的危险，也亮御显出一种相当大的毅力和果决。而在那些守旧的人的心里，他们正是标准的“狂人”。所谓的“狂人”就是精神病患者。我们知道，“精神病”在一个很长的文明史上，曾大量地被当作一种相当有力的政治手段来运用。比如，把政治的敌手指责为“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从肉体和精神上一起消灭敌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就像现在处理“非典”一样，实行隔离，对肌体中的腐败部分加以外科手术式的切除。对于一般的普通民众来说，虽然不能祭出政治的手段，但是也可以用孤立的办法对“狂人”加以定点消除。当然，所有这些手段，无论是政治首领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浓重的暴力行为。“狂人”和“要吹长明灯的人”最终都被关进房子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除非他们改进，跑去疯狂的念头，重新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才可能被放出来。而对于夏瑜的方式，当然就是肉体消灭了。《药》里的经典对话：“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
夏瑜的革命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鲁迅先生热情赞扬了他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但同时也描写了他的斗争的悲剧性。他的革命主张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他的革命行动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甚至连他的牺牲也没有赢得群众的同情。他讲的革命道理，人们听了“感到气愤”；他挨牢头打，人们幸灾乐祸；他说阿义“可怜”，人们说他“疯了”；他被封建王朝杀害，人们“潮加一般地去看热闹”只迎来一帮看客；甚至他母亲对他为革命英勇牺牲也不理解，反而感到“羞愧”。更可悲的是他为革命所喷洒的热血，竟成了华老栓给儿子治病的“药”。总之，夏瑜的死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只给自己的母亲带来了悲哀和羞愧，给愚昧的群众带来了一剂假药，给健壮的看客鉴赏了一次“杀人的壮举”，给无聊的茶客增添了茶余饭后的谈资，给贪婪的刽子手提供了一次诈骗的机会。所以，夏瑜的死是寂寞的、悲凉的。
但是夏瑜的牺牲，也并非毫无影响，第二年清明时节坟头出现的花环，正是对这位“寂寞奔驰的猛土”的慰藉，说明革命者仍在怀念他，革命火种还没有——也不会被扑灭。它在黑暗中给人以希望。
夏瑜在小说中始终没有出场，作者是用侧面描写，通过刽子手和茶客们的谈话刻画他的形象的。
一般认为是以志士秋瑾为原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