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双百方针,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如《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环》 、《血,总是热的》、《伤逝》、《骆驼祥子》等影片。 2、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象,塑造了各类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廖仲恺》等影片对革命领导人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对蒋介石等历史人物能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表现。
3、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编导拍摄了一批有一定实验意义的探索性影片,如《黄土地》、《青春祭》、《良家妇女》、《黑炮事件》、《猎场札撒》、《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别姬》等。在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空前活跃,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影响。 中国美术片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有民族风格和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美术片是中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个片种。新闻纪录片已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并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进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还注意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科教片也有新发展。电影厂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增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峨嵋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深圳影业公司、云南电影制片厂13个主要生产故事片的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
1958年在核哪北京建立了中国电影资料馆,1989年在该馆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并创办《当代电影》和《电影信息报》。电影工业和科研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国产电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决放映和制片需要,还研制成功立体电影、环幕电影等 。全国放映单位已达14万之多,比1949年增长了350倍。1960年成立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79年改组为中国电影家协会,颁发电影金鸡奖;影协下设中国电影出版社;还编辑出版《大众电影》,举办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 。自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对上年度的优秀影片颁发政府奖。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开拓新的题材和体裁,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借鉴外国影片的经验,创作出既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又有国际水平的影片。 1945—1955 衣钵南传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香港电影又揭开了它新的一页。由于中国内地爆发了解放战争,大批躲避战乱的内地影人相继南下,形成了第二次的移民风潮。在这一时期先后来港的有何非光、朱石麟、卜万仓、但杜宇、任彭年、舒适、周璇、胡蝶、殷明珠等著名的导演明星,内地资本和人才的涌入也为百废待兴的香港电影业注入了一股活力。战后初期,蒋伯英成立了大中华影业公司,拍摄了香港光复后的第一部影片《芦花翻白燕子飞》。李永祖同制片家张善琨合作,创办了“永华”,明星云集的大片《国魂》和《清宫秘史》等就诞生于此。而张善琨随后脱离“永华”成立的“旧长城”也出品了《荡妇心》、《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等影片。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香港国语电影界形成了“左派”和“右派”两股势力,以“长仔氏缓城”、“凤凰”、“新联”为代表的左派电影公司在与右派的角逐中一方面延续着中国主流进步电影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香港国语片市场的良性竞争。战后,由于海外市场的需求,为念模香港制片业吸引到了大量的投资,但同时也助长了香港影坛粗制滥造的歪风邪气。“七日鲜”和“云吞面导演”之风对香港电影的发展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因而也就诞生了香港电影史上著名的“清洁运动”。吴楚帆、黄曼梨、白燕、关文清等164位影人联合签名,发表了“尽一己之责,期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不负社会之期望,停止拍摄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危害社会,毒化人心的影片”的宣言。而这一时期拍摄的粤语片和国语片,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着浓郁的旧上海电影特征。
1955—1966东方好莱坞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港英政府“积极不干预政策”的鼓励和“左右”政治势力影响减弱,香港电影迎来了它自由发展的黄金时期。光艺、电懋、邵氏等大型制片企业在港登陆,标志着香港电影工业由独立制片向“垂直整合”的流水线生产方式转型的完成。同时,香港电影也挣脱了旧上海电影的束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和商业特色。从此,有人开始将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冠之以“东方好莱坞”的头衔。在这一时期,“电懋”和“邵氏兄弟”在争夺市场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电懋”以拍摄时装片为主,如《四千金》、《曼波女郎》、《空中小姐》、《香车美人》等;而“邵氏”则延续了前身“天一”公司的创作传统,提出了“大中华文化圈”的发展战略,积极制作《貂蝉》、《杨贵妃》、《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古装片,并且在香港掀起了一股持续了十年之久的“黄梅调电影热潮”。凭借这股热潮,“邵氏”也在两强之争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为了逆转不利的局势,“电懋”的掌门人陆运涛亲自上阵,先是花重金从“邵氏”挖走了林黛、乐蒂的当红明星,又说服李丽华和严俊自组公司,最后策反李翰祥带着凌波等一批“邵氏”的演职人员远走台湾,组建了“国联”。同时,两公司大闹“双胞胎案”,争拍同一题材的影片抢占市场。这种恶性竞争直到1964年双方签订“君子协定”才宣告结束。不久之后,陆运涛意外辞世,“电懋”也无力再和“邵氏”抗争,香港电影的格局就此从“楚汉相争”变成了“邵氏”的一家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