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掉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或称疲惫的一代（BeatGeneration）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于美国的一群松散结合在一起的年轻诗人和作家的集合体。这一名称最早是由作家杰克·克鲁亚克于1948年前后提出的。在英语中，形容词“beat”一词有“疲惫”或“潦倒”之意，而克鲁亚克赋予其新的含义“欢腾”或“幸福”，和音乐中“节拍”的概念联结在一起。此后，“垮掉的一代”的称谓才借助各种媒体流传开去。“垮掉的一代”实际上是“迷惘的一代”的对照。海明威在小说《太阳依旧升起》中塑造了“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这个称谓来自美国著名作家斯泰因为《太阳依旧升起》题的一句辞——“你们是迷惘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包括海明威在内），他们之所以对生活失去信念是由于战争的创伤，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失去对人性的渴望。“垮掉的一代”则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丧失了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用“垮掉的一代”作为称谓也表达了公众对他们的失望和不满。　　之所以将这升亮样一小群潦倒的作家、学生、骗徒以及吸毒者当作“一代”，是因为这个人群对二战之后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西方文学领域，“垮掉的一代”被视为后现物笑灶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美国文学历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　　“垮掉的一代”的成员们大多是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他们笃信自由主义理念。他们的文学创作理念往往是自发的，有时甚至非常混乱。“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们创作的作品通常广受争议，原因是这些作品通常不遵守罩扮传统创作的常规，结构和形式上也往往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甚至粗鄙。　　“垮掉的一代”对后世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文化研究学者们看作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亚文化”。　　“垮掉的一代”的重要文学作品包括杰克·克鲁亚克（1922年－1969年）的《在路上》、艾伦·金斯堡（1926年－1997年）的《嚎叫》和威廉·博罗斯（1914年－1997年）的《裸体午餐》等。后两部作品由于内容“猥亵”而引起法庭的注意，但也为此类文学作品在美国出版的合法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严格意义上的“垮掉派”作家杰克·克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博罗斯于40年代在纽约相遇，格雷戈里·柯尔索（1930年－2001年）在50年代加入了这个阵营。50年代中期，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盖瑞·施奈德、劳伦斯·费尔林希提、迈克尔·麦克鲁尔、菲利普·沃伦和卢·韦尔奇等也加入“垮掉派”阵营。　　除上述重要作家外，“垮掉的一代”中还有一些看上不那么显赫的参与者，这些人的参与在不同程度上为“垮掉派”作家提供了丰富的主题。例如赫伯特·汉克，是博罗斯于1946年结识的一个瘾君子小偷；哈尔·切斯是丹佛市的人类学者，他在1947年将尼尔·卡萨蒂（1926年－1968年）介绍至这个团体中。　　“垮掉的一代”中一些女性作家经常被人们忽略，而这些女性对此流派风格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重要的女性“垮掉派”作家包括伊迪·帕克和琼·沃尔莫。她们的公寓位于曼哈顿上西区，是“垮掉派”作家们聚会的沙龙，被泰德·摩根称为“前六十年代公社”，琼·沃尔莫本人也是“垮掉派”作家文学讨论的重要参与者。　　威廉·博罗斯于1914年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是“垮掉的一代”中最为年长的作家。在圣路易斯时，博罗斯与大卫·卡默尔相遇，由于两人都具有同性恋倾向，因此关系十分密切。　　大卫·卡默尔深深迷恋一个名为卢申·卡尔的年轻学生。当卡尔离开故乡去外地求学时，卡默尔开始跟随他在美国国内辗转游历。后来，两人在芝加哥再次与博罗斯相遇。1943年，卡尔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卡默尔和博罗斯都跟随他来到纽约。在那里，卡尔结识了杰克·克鲁亚克和艾伦·金斯堡，并把这两人介绍给威廉·博罗斯认识。　　1944年，卡尔在一场口角中用匕首杀死了卡默尔。事情发生在哈得孙河旁的一个公园内。卡尔杀死卡默尔之后，将他的尸体丢进河水中。卡尔不慎杀死卡默尔很可能是一种自卫行为，尽管当时并没有第三者在场。事后，克鲁亚克帮助卡尔处理了作案的工具。然而第二天，卡尔就到警局自首，而克鲁亚克则被指控协从犯罪而被捕。后来，克鲁亚克在他的作品《杜罗兹的空虚》中写到了这一事件。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小镇与城市》中也曾对此事有所影射。　　博罗斯一直非常渴望能够体验犯罪行为的感受。他曾有意识的和罪案频发的纽约地铁保持联系，参与过贩卖盗来物品、致幻毒品，并有超过十年的吸食鸦片的历史。博罗斯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赫伯特·汉克的。汉克是一个三流的小偷和吸毒者，经常在时报广场周边活动。　　汉克在“垮掉派”作家眼中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金斯堡曾说过，“垮掉派”作家追求所谓的“最高真实”。而在他们眼中，来自社会底层的汉克的生活中包孕着他们这些来自社会中上阶层的人们所无法体会到的真实。　　然而，这个松散的组织从成立开始就麻烦不断。1949年，金斯堡就开始官司缠身（他的家中堆满了偷来的东西，他本人也曾驾驶过一辆载满偷窃脏物的汽车，等等）。为了摆脱麻烦，他声称自己精神错乱，并被暂时送进一间精神病院。在那里，他邂逅卡尔·所罗门，一个比精神病人行为还要古怪的人。在他的影响下，金斯堡开始热衷于做一些自觉的“疯狂之事”。比如，他会从餐厅偷来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把自己的“胜利成果”给保安看。结果是可以预想的——金斯堡被医院当作一个严重的精神病人对待。他们对他实施胰岛素休克疗法。如果金斯堡在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并不是个真正的精神病人，那么在这种残忍的治疗方法中他的精神比以前失常得多了。这段经历在他的名诗《嚎叫》中得以体现。所罗门获释之后，曾经担任金斯堡的联系人，帮忙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瘾君子》。然而不久，他就因再次犯病而被送回精神病院。　　1947年，尼尔·卡萨蒂的加入也给这个集体带来了不少麻烦。很多“垮掉派”成员都对他十分迷恋。金斯堡曾经和他有过恋情，克鲁亚克曾在40年代末期和他一起进行公路旅行，这些都成为他的名作《在路上》的重要素材。卡萨蒂本人并不是作家，然而很多“垮掉派”作家却在和他通信的过程中吸取了他的自由散漫的语言风格，克鲁亚克曾声称这对他创作《在路上》所采用的“无意识写作”的技巧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在路上》里，卡萨蒂变成了“迪安·莫里艾蒂”，并被克鲁亚克写成了一个具有文化表征性质的典型人物：一个性格狂野的瘾君子，经常身无分文，藐视传统道德，但疯狂的热爱生活。　　由于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延迟了很多年才得以出版，这经常会引起人们的困惑。《在路上》是克鲁亚克在1952年完成的，大致和约翰·克列农·霍尔姆斯出版《走》和《这就是垮掉的一代》同一时期。然而这部作品叙述的背景却早于这一时期，主要是发生在40年代后期的事。由于这部小说直到1957年才得以出版，因此许多人都误以为小说讲述的是50年代末期的事。　　《在路上》的写作过程和这部小说本身一样具有传奇色彩。写作《在路上》时，克鲁亚克速度非常快。他没有使用普通的打印纸，而是使用成卷的电报用纸，是因为他不想因为常常换纸而被迫中断自己的思路。克鲁亚克的座右铭是：“最原初的想法就是最好的想法”，他坚持绝不修改已经写完的文稿。然而后世有些评论家却认为克鲁亚克本人并没有严格的遵守这个戒条。　　1950年，格雷戈里·柯尔索结识了金斯堡。彼时金斯堡正沉迷于柯尔索在因偷窃罪而入狱期间所写的诗歌。自此，柯尔索成为“垮掉的一代”四位核心人物之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提及这一流派，艾伦·金斯堡、杰克·克鲁亚克、威廉·博罗斯和格雷戈里·柯尔索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然而后来评论界对柯尔索的兴趣逐渐淡弱。柯尔索的第一部著作是《受惊的处女及其他诗作》于1955年出版。　　50年代，“垮掉派”作家们和旧金山地区的作家们有过很多交流，金斯堡、柯尔索、卡萨蒂和克鲁亚克都曾在旧金山暂居。拥有名为“城市之光”的出版社和书店的劳伦斯·费尔林希提以及年纪较长的诗人雷克斯罗斯是这批作家的核心人物。雷克斯罗斯的公寓后来成为“周末夜晚文学沙龙”，他本人还主持过1955年著名的“六画廊读书会”，在这场读书会上金斯堡的诗作《嚎叫》第一次亮相。　　“六画廊读书会”的另一重要性体现在它影响了克鲁亚克小说《达摩浪人》的创作。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就是受读书会上另外一位诗人盖瑞·施奈德的影响而激发的。大部分“垮掉派”作家都出生于大都市，而施奈德则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历。此外，他还曾经接受过文化人类学的教育，并通晓一些东方语言，因此他成为“垮掉派”作家眼中极富魅力的“异端”。劳伦斯·费尔林希提曾经称呼他为“垮掉派中的梭罗”。《达摩浪人》的主题之一就是佛教，以及克鲁亚克和施奈德对其截然不同的态度。毫无疑问，《达摩浪人》极大的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佛教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