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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坚是个有志青年，而且不拘一格，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是个野心家，最新的研究表做老明：着重讨论孙坚不为人知的早年，文长，但很有用。 “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这是当时凉州军事集团领袖董卓对孙坚的评语。当关东以袁绍为盟主发动的讨伐董卓的战争中，董卓没有将“二袁”（袁绍、袁术）以外的军事力量放在眼里，对长史刘艾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董卓），无能为也。”（《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山阳公载记》）惟独对孙坚作了上述评语。董卓对孙坚是颇为了解的。当东汉政府对付凉州边章、韩遂起兵的战争中，他们两人同在军中，董卓对孙坚作这个评语时，就曾追述过这一段共同作战的往事。《说文》说：“戆，愚也。”但是，这里所说的“孙坚小戆”，不能仅从训诂上去理解。《三国志·吴志·孙坚传》说：“（董）卓惮（孙）坚猛壮，乃遣将军李傕等来求和亲。”《后汉纪》卷二六说：“（董）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敢，诸将军慎之。”《广雅·释诂二》说：“敢，勇也。”因此，所谓“小戆”，应该是贬中寓褒之词，含有“猛壮”的意思，如果仅据《后汉纪》，从训诂上说，更即是“猛壮”了。 这是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出自敌对者之口对孙坚的评价。 《三国志‘吴志·孙坚传》说：“荆州刺史王睿素遇（孙）坚无礼。”注引《吴录》说：“（王睿）以（孙）坚武官，言颇轻之。”讨伐董卓时，孙坚以长沙太守名义参加这次战争。长沙郡属于荆州，刺史王睿虽然是孙坚上级，但郡守是二千石的重要地方官员，尽管可以率领和指挥当地武装，但决不是“武官”，王隆《汉宫篇》（孙星衍辑本）说：“太守专郡，信理庶绩，劝农振贫，决讼断辟，兴利除害，检举郡奸，举善黜恶，诛讨暴残。”“诛讨暴残”仅是郡守的职能之一。因此，王睿一贯将孙坚看作“武官”，这完全是对孙坚本人，而不是对郡守的轻视。《后汉书·献帝记》注引《王氏谱》说：“（王）睿字通曜，晋太保（王）祥伯父也。”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王睿的父亲王音任过大将军掾，属于当时及其以后的显赫世族琅邪王氏。因此，孙坚被王睿轻视为“武官”，代表了当时世族对孙坚的看法。即是说，在当时显赫世族的眼里，孙坚是完全没有地位的，更说不上得到重视。 这是在讨伐董卓战争中，出自同一营垒者之口对孙坚的评价。 世所习知，董卓不属于世族。他不但赞扬过孙坚，并如上引《孙坚传》，愿与孙坚“和亲”，“令坚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说明对孙坚的重视。这与出身显赫世族琅邪王氏的王睿对孙坚的轻视，成为鲜明对比。但是，世族和非世族对孙坚的评价，另一方面却也可以说是共同的，即是孙坚的猛壮和勇武，仅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而巳。 这就为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孙坚遭到世族的轻视，原因究竟何在。 《三国志·吴志·孙坚传》说：“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少为县吏。”注引《吴书》说：“（孙）坚世仕吴，家于富春。”从孙坚的早年经历看来，他任过一次“假尉”，后虽立战功，数年之间也不过辗转于盐渎、盱眙、下邳三县为“丞”（县佐）（《三国志·吴志·孙坚传》），连一名小小的县令长都没有到手。所谓“世仕吴”，仅是出于《吴书》作者韦昭的虚美。《三国志》作者陈寿在《孙坚传》后的评语说：“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滚胡蔽”《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南朝宋人刘义庆所撰《幽明录》说：“孙钟，吴郡富春人，孙坚之父也。少时家贫，……种瓜为业。”说明孙坚出身低微，其遭到显赫世族代表人物王睿的轻视，这完全不是偶然的。 孙坚本人还不仅如此。《三国志·吴志·吴夫人传》说：“孙坚闻其（吴夫人）才貌，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孙）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吴）夫人谓亲戚曰：‘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有不遇，命也!’于是遂许为婚。”吴夫人亲族拒婚的原因是由于孙坚“轻狡”，吴夫人被迫赞同的理由则是深恐因此“取祸”，给亲族带来横祸。因此，从吴氏亲族的态度看来，孙坚本人是为人们所不齿的；从吴夫人的话语看来，则又是为人们所畏惧大州的。虽然这仅是在婚姻问题上的简短对话，却给人们以进一步探索的重要启示，即什么是“轻狡”？为什么拒绝孙坚这个“轻狡”之徒的婚姻却可以“取祸”？ 无疑，“轻狡”在当时是一个严重的贬词。《后汉书·杨终传》说：“要结轻狡无行之客”，说明“轻狡”属于“无行”，用今天的语音来说即是无赖。同书《袁绍传》又说：“僄狡锋侠”，李贤注引《方言》：“僄，轻也”，认为“‘僄’或作‘剽’，劫财物也”。同书《王涣传》李贤注也说：“剽，劫夺也。”因此，“轻狡”即是“剽狡”，亦即“劫财物”之意。这进一步说明，“轻狡”还不是一般的“无行”，而是属于打家劫舍的绿林强盗行径。十分明显，孙坚这个“轻狡”之徒，当然为当时富春人们所不齿，也为人们所畏惧。吴氏亲族与吴夫人的这番简单对话，就为孙坚早年在富春的形象，作了符合实际的写照。有人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前所述孙坚既然在富春县任过“假尉”，以县吏之尊如何能干打家劫舍的勾当？但是，同一时代并同在江南地区，就存在过与孙坚同一类型的人物。《三国志·吴志·贺齐传》说：“（贺齐）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斯）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贺）齐闻大怒，便立斩从。（斯）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干余人，举兵攻县。”斯从“轻侠为奸”，所谓“轻侠”，即“轻侠狡杰”，亦即“轻狡”，与孙坚相同；他又是会稽郡剡县的“县吏”，也与孙坚相同。“县吏斯从轻侠为奸”，“今日治之，明日寇至”，这岂不是以县吏之尊在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么？因此，看来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并不成为问题。在东汉末年的动乱时代中，孙坚、斯从这种类型的人物不是个别的。 《三国志》中《吴志》的史源，主要来自孙吴的官修史书韦昭所撰《吴书》，对孙坚这种不光彩的早年生涯，当然要为之隐讳。上引的这番对话，仅是为了赞扬孙策、孙权的这位母亲慧眼识英雄，力排众议，嫁与孙坚，这才被保留下来的。因此，人们需要进一步具体了解孙坚的这种劫夺行径，只能用当时同÷类型的人物进行比拟，上引《贺齐传》的斯从即是如此。这里再引用一个更为典型的事例。《三国志·魏志·刘晔传》说：“扬士多轻侠狡杰，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郑）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刘）晔曰：‘宝无法制，其众素以钞略为利。’”上面说过，这里所谓“轻侠狡杰”，简言之即是“轻狡”。当时如郑宝等“轻侠狡杰”之徒，从上引史料看来，应该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是“骁果”，即勇敢果健；其次是拥有“部曲”，即个人的武装力量；最后则是这支武装力量一贯“以钞略为利”，亦即打家劫舍的勾当，为当地所畏惧。孙坚的“猛壮”，即郑宝等人的“骁果”；孙坚的“轻狡”，即郑宝等人的“轻侠狡杰”，“以钞略为利”；吴夫人的深恐拒婚孙坚从而“取祸”，亦即郑宝等人的为“一方所惮”；孙坚既是“轻狡”之士，当然更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还不能忘记，孙坚是吴郡富春人，同一类型的斯从也是会稽剡县人，吴郡、会稽都属于扬州，也正符合“扬士多轻侠狡杰”这一事实。 如上所说，所谓“轻狡”，即“轻侠狡杰”的简称，亦即当时游侠中层次最低“至于为盗贼”的“轻侠”。关于“轻侠”前已详论，这里不拟再加展开。以孙坚如此低微的出身，为什么能出任长沙太守这种地方高级职位？东汉末年是一个社会大动乱的时代，也是游侠横行的时代，孙坚取得长沙太守的职位，对东汉政府来说，完全出于被迫，因为需要他的武装力量镇压在长沙自称将军的区星的起兵。《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魏书》说：“（孙）坚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敕吏曰：‘谨遇良善，治官曹文书，必循治，以盗贼付太守。’”尽管身为一郡之长，孙坚却自认为，他的任务仅在镇压“盗贼”。不但如此，孙坚还“越境寻讨”，镇压在零陵、桂阳两郡起兵的周朝和郭石，并援救“为贼所攻”的豫章郡宜春县。当时，荆州所属凡八个郡国，孙坚率领的部队就曾驰骋于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而且军威所至还及于扬州的豫章。《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吴录》说：“是时庐江太守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于（孙）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孙）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这段对话，生动反映了孙坚的性格和特点。“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这是孙坚的自诩，也是他的“猛壮”性格的反映；同时，对东汉政府法令也不放在眼里，尽管主簿谏阻，孙坚仍“越界攻讨”，“进兵往救”。《后汉书·李章传》说：“二干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发。”这属于法律规定。孙坚“越境寻讨”，“越界攻讨”，完全是无视汉法的行动，说明孙坚虽身为太守，这种行径仍是当年的“轻侠狡杰”！ 《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四年）冬十月，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寇桂阳，长沙太守孙坚击斩之。”《三国志·吴志·朱治传》说：“中平五年，拜司马，从（孙坚）讨长沙、零（陵）、桂（阳）等三郡贼周朝、苏马等。”结合前面所述，孙坚不但镇压过在长沙、零陵、桂阳起兵的区星、周朝、郭石，还曾镇压在零陵起兵自称“平天将军”的观鹄，以及与周朝并列的苏马，起兵反抗东汉政府的凡五人，应该是一次规模相当巨大的行动。这是一次什么性质的起兵？孙坚为什么出兵镇压，甚至无视汉法，越界征讨？由于史料限制，从正面几乎很难了解。但是，据另一条并未提及这次起兵的史料，却从侧面反映了区星等人的身分，这次起兵的性质，以及孙坚出兵征讨的真正原因。《三国志·吴志·黄盖传》说：“黄盖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初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孙坚举义兵，（黄）盖从之。（孙）坚南破山贼，北走董卓，拜盖别部司马。”黄盖是零陵人，随从孙坚“南破山贼”，应该即是指孙坚镇压这次起兵的战争。因此，“山贼”这个词，是探索观鹄等人身分，以及起兵性质的重要依据。 据《后汉书》、《三国志》所反映的情况看来，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当时都出现过所谓“山贼”。在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新都、鄱阳等郡，“山贼”一词又可以与“山越”划等号，即是说，“山越”也属于“山贼”的范畴。由于孙坚这次军事行动，主要在长江，零陵、桂阳三郡，当然不是“山越”，但由于“山越”和“山贼”的性质相同，因此，又可以据较为丰富的有关“山越”的史料，以具体了解“山贼”。什么是“山越”？当时，江南越地居住深山和逃避赋役或避罪入山的人民，他们投靠大姓豪强，成为部曲、田客，即政府不能控制的私家领民。为了反抗政府征发，同时也是保卫和扩大其既得权益，大姓豪强往往拒守山险，组织武装，或公开起兵以反抗政府，从而又被称为“山贼”。当时，政府和这类大姓豪强之间的战争，完全是争夺劳动力（包括兵源）的战争。从大姓豪强手里所夺得的山民，“强者为兵，羸者补户”（《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即充实兵源、榨取租税和征发徭役。（参看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收入《魏晋南北朝吏论丛》，三联书店。）其他地区的所谓“山贼”同样如此。《三国志·吴志·黄盖传》说：“乃以（黄）盖领（长沙）太守，……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又《陆凯传》说：“五凤二年，讨山贼陈毖于零陵，斩毖克捷。”尽管时间有先后，说明长沙、零陵两郡是有所谓“山贼”的。而桂阳郡，据《后汉书·卫飒传》所说，“民居深山，滨溪谷”，说明郡内是有山民的，同书《陈蕃传》又说：“时零陵、桂阳山贼为害。”至于豫章郡，更是“山越”聚居之地。这完全可以与上引《黄盖传》所说“（孙）坚南破山贼”互证。因此，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起兵的观鹄等人，应该是山中大姓豪族的首领，他们反抗东汉政府，是在保卫自己的既得权益，这是一次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从孙坚来说，也是企图从观鹄等人手中夺取劳动力，以补充兵源，扩大军事力量，同时还可以取得更多的租税和徭役，以充实财富。这次战争，孙坚是胜利者，不仅取得了东汉政府给予的乌程侯封号，更大大补充了他的军事力量。从作为“轻侠狡杰”时所拥有的部曲，到在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进攻“山贼”，这是孙坚的武装力量形成壮大的重要历程。当关东牧守以袁绍为盟主发动讨伐董卓的战争之际,孙坚也挤进了这一行列。长沙起兵之后，孙坚的军锋所指不是董卓，而是首先对准同一阵营的荆州刺史王睿。《后汉书·献帝纪》李贤注引<吴录)说：“(王)睿素遇(孙)坚无礼，坚此时欲杀睿。(王)睿曰：‘我何罪?’(孙)坚曰：‘坐无所知!’睿穷迫，刮金饮之而死。”当然，孙坚迫使王睿自杀，是由于王睿平时对孙坚的无礼和轻视；但是，孙坚还有一个更大的企图，即是从王睿手里夺取荆州，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军事力量。当王睿质问自己的罪名时，孙坚的回答却是“坐无所知”，寥寥四字，深刻反映出，这时尽管孙坚已身为长沙太守，并取得乌程侯封号，他的“轻侠狡桀”的无赖性格，仍然保存，并无改变。 军锋所指，孙坚的第二个目标也是同一阵营的张咨。《三国志·吴志·孙坚传》说：“南阳太守张咨闻(孙坚)军至，晏然自若。(孙)坚以牛酒礼咨，咨明日亦答诣坚。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孙)坚：‘前移南阳，而道路不治，军资不具，请收主簿推问意故。’(张)咨大惧欲去，兵陈四周不得出。有顷。主簿复入白(孙)坚：‘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出案军法从事。’便牵(张)咨于军门斩之。”注引《吴历》所述，则是孙坚以“诈得急疾”诱杀张咨，裴松之说：“此语与本传不同。”无论据《本传》，还是据《吴历》，孙坚杀死张咨，都采用了无赖的极其不光彩的手段对待同僚，这同样反映出他的“轻侠狡桀”的性格。 孙坚的这种行动，不但取得南阳这块重要地盘，而且使“郡中震栗，无求不获”《三国志·吴志．·孙坚传》。十分明显，孙坚挤进反董卓的行列，主要目的是在于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即是孙坚取得南阳之后，却很快就将这块地盘拱手奉送给袁术，是什么原因促使孙坚采取这种几乎是难于理解的行动?《后汉书·袁术传》说：“时董卓将欲废立，以(袁)术为后将军。术畏卓之祸，出奔南阳。会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引兵从(袁)术。刘表上(袁)术为南阳太守，术又表(孙)坚领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击破董卓于阳人。”这条史料叙述极其简单，似乎孙坚、袁术、刘表之间并无任何矛盾可言。历史事实绝非如此。 当孙坚杀死南阳太守张咨时，袁术已经抵达南阳。袁术是袁绍的从弟，属于汝南袁氏这一显赫世族，“以侠气闻”，出奔南阳之前已经“累迁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后汉书，袁术传》，是一个与袁绍并列的著名人物。刘表也是当时的名士，党锢之祸中，“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诏书捕案党人，(刘)表亡走得免。……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睿，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后汉书·刘表传)》。如前所述，孙坚举兵以后，不进击董卓，首先迫使既是上司又是世族代表人物的王睿自杀，接着又杀死南阳太守张咨。据《孙坚传》注引《英雄记》，张咨是颍川人，“亦知名”，又据《后汉书·董卓传》，他还是当时所谓“幽滞”之士之一，与韩馥、刘岱、孔伯等人同时出任关东牧守，同时起兵讨伐董卓，并同属于当时的名士。在反董卓的联军中，孙坚的这种行动，不但袁绍、刘岱、孔伯等人是不能容忍的，即是袁术、刘表二人也是不能容忍的。 孙坚杀死王睿、张咨，目的当然是在夺取荆州。本身是长沙太守，并曾在零陵、桂阳作战，而江夏太守刘祥又与孙坚“同心”《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武陵太守曹寅更是他杀死王睿的共谋者《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吴录》，说明这时孙坚已基本上可以控制荆州。杀死王睿、张咨之后，进一步全部夺取荆州，在他看来，更是轻而易举之事。没有料到，刘表抢先一步，东汉政府正式任命他为荆州刺史，并取得当地士族代表人物蒯越、蔡瑁等人的支持，开始站定脚跟；同时，刘表又示好于袁术，“上术为南阳太守”。刘表、袁术暂时联合，彼此利用，目的当然是在对付孙坚。刘表任荆州刺史，袁术任南阳太守，加以讨伐董卓联军中的袁绍、刘岱、孔佃等人对孙坚的敌视。强敌环伺，对孙坚来说，这时完全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应该说，孙坚将南阳地盘拱手让与袁术，完全是被迫而不得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