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康德把自己的认识论比喻为认识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但是，这种“革命”却被现代哲学家B.罗素称为“托勒密式的反革命”。[1]不管怎么说，康德哲学确实构成了人类认识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康德以后的哲学家可以不同意康德的主张，却很难绕开康德的问题，除非像分析哲学那样，把传统哲学的问题一概斥之为“无意义”(nosence)。 古代哲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把世界分为现象和本质两个部分。这是因为日常现象和常识杂乱无章，而且往往存在着相互矛盾的情况，难以满足哲学的解释要求。数学、逻辑学的发达表明古代希腊人理性相当发达，对普遍适用的、一致性的理论追求非常强烈，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表现的较为明显。从文化发展的规律看，此时的希腊文化应该是非理性文化衰败后的一种状态。对理性的推崇，对一致性的追求，使这个时期的哲学家把真理与常识(“意见”)、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把前者当成真实和普遍的，而把后者看成虚幻和暂时的，并且致力于追求“事物后面的东西”(即本体、本源)。 真理就是符合对象的认识，自古以来就很少有人对这个约定俗成的观念表示明确的怀疑。但是，古代哲学似乎也并不总是刻意追求与对象相符合，从较早期米利都学派以具体的实物为世界本源，到后来柏拉图主张具体事物由理念而生，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现实世界的基础，这些影响广大的理论在许多方面都较易在现实中找到与之不符合的反证，而较难找到与之相符合的理论支持。这就说明古代希腊人较为注重理论的统一性，而并不十分关心理论与实际是否相符合。但是，无论如何，真理应该是与实际相符合的认识，这种观念确实并没有遭遇太多的直接挑战。因此，可以说，与认识对象相符合的观念一开始就是被默认的。只有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2](P54)，算是一个例外。 真理就是对本质的认识，或与对象相符合的观念。这就是被古希腊人默认的前提。到了中世纪，上帝或上帝的意志也成为真理的解释文本，上帝成为一切可解释和不可解释的最后的真理渊源。理性再一次被来自非理性的因素所压抑。近代经验论发现，人们的知识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普遍必然性，甚至连知识和真理所依赖的因果律本身也是由心灵的联想、期待所形成的。约翰·洛克认为，尽管来自经验的知识缺乏普遍必然性，但是也已经足够用了。[3](P4)他在逻辑上的这种不彻底性最后导致了休谟的怀疑主义。唯理论同样以难以解决这个题，莱布尼兹也只是以“预定的和谐”作为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作为近代唯理论开端的笛卡尔崐的怀疑主义和作为近代经验论终点的休谟的怀疑论虽然内容不尽相同，其意义却都是指向认识论中的普遍必然性原则。 康德哲学正是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开始的。不同的是，康德并不怀疑普遍必然性原则的存在，他承认知识是从经验开始的，也承认普遍必然必然性知识的存在。他的问题是：来源于经验的知识是如何获得普遍必然性的？“按时间先后说，先于经验我们返则没有知识，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但是并不能说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因为很可能，即使我们的经验知识，也是由我们得自印象的与我们认识能力(感觉印象只是作为透因)自身所供给的二者构成的。”[4](P1)显然，康德认为，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是由的经验和我们的认识能力共同构成的。他在这里说“很可能”，表明这种观点还是一种猜测。表面上，这是对传统的相互对立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综合，而实际却不然，这是他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如果直观一定与对坦早象的结构相符合，我不明白我们如何能够先验地知道关于对象结构的任何事情”，而不知道对象的结构，当然也就无法确定直观与对象的结构究竟是否相符合，所以康德又说：“但是，如果对象(作为感觉的对象)一定要符合于我们直观能力的结构，我接受这种可能性并没有什么困难。”康德的整个认识论全部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可见，康德并不反对知识是认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符合关系，只是把传统知识观颠倒过来，认为知识不是认识主体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了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或直观能力的结构。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即知识是对象符合于我们直观能力的结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素认为康德哲学不仅不是革命，而是“托勒密式的反革命”，他主指托勒密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康德认为知识是对象符合认识主体让世雀，人的认识结构是认识论的中心。康德虽然不反对客观，但是他的客观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客观(即“物观”，也就是从物或物自体出发)，他把客观与普遍性划上等号。他还用“先天的直观形式”(时间、空间)和“知性的纯粹概念”(12对范畴)来保证知识的客观性。 康德对纯粹客观的对象即物自体的态度是不可知，他的这种不可知论也很有特色。我们都知道，古代的不可知论是很彻底的，比如高尔吉亚说“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2](P56－57)近代怀疑论完全不同，笛卡尔式的怀疑论只是将怀疑作为寻找知识可靠性的出发点，而休谟的怀疑论也只是说明经验无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康德将世界区分为物自体和现象，前者绝对不可知，后者的可知性也是由主体的认识结构所决定的。 康德哲学在认识论史上确实是转折性的，这就是主体的地位被突现出来，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个特点当然也体现在康德哲学其他方面，例如他还继承了古代智者普罗泰戈拉“人是一切的尺度”的思想，主张人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等等。总之，以后的哲学创新可以反对康德，却都无法绕开康德哲学。 康德无疑是将知识主观化了(这里的“主观”不是随意,而是相对于客观或“物观”而言)。他虽然没有否定纯粹的客观(即物自体)的存在,却将它推到不可知的领域。这种主观化的倾向影响相当大，而且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少流派都表现出明显的主观化倾向，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等等。[5]凡是强调知识主体性或反对知识客观性的理论，基本都受到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影响。这个线索是非常鲜明的，“实用主义的三位创始人之一，费坎斯·席勒就习惯自称是普罗泰戈拉的弟子。”[6](P111)。 以实用主义为例，它在认识论上沿着康德的道路又往前走一步，以实效、实践、有用、有效为知识的标准。由于人类的认识结构即直观的形式基本一致，知识的客观性在康德那里由普遍性来保证也基本成立。但是，康德哲学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既然知识是对象来符合主体认识结构，那么符合与不符合的客观标准是什么？虽然康德哲学要解决的是普遍必然性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但是它与真理的标准乃至伦理学等问题密不可分。实用主义是以实效、实践或有用来回答，行之有效就说明符合，就是真理。实效或实践作为知识的标准确实是客观的、可见的，却未必是普遍的，在社会领域中尤其如此。有效与无效，有用与没用，都是相对的概念。比如黄胆病人眼睛里的一切都是黄色的，世界对于痛苦与幸福的人来说也完全不一样，利益问题就更难有普遍客观的标准。因此，以实际效果作为真理的标准，最后就必然要导致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这也是现代哲学中相对主义真理观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罗素在他的《人类的知识》一书中对相对主义真理观进行了充分的证明。真理最终要由“可信度”一词来取代。 人类知识的主观化趋势可以说最终会追溯到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趋势至今仍呈强势，而且已经渗透到科学哲学之中。这首先是近代以来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个体的自我意识在不断地被强化；其次，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使我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自身地位和活动的影响，人类或人类的个体的确很难摆脱与生俱来的自我中心的困境；再次，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扩张，也使纯粹的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远；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哲学将对纯粹自然的追求看成是形而上的东西而放弃，转而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