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吕纬甫和我《在酒楼上》的主人公自然是吕纬甫，。他在小说中，是被作为一个悲剧人物来描写的。吕纬甫的悲剧，是一个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无路可走的境遇中销蚀了自己的灵魂的悲剧。这自然是令人痛心的。吕纬甫曾经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他在求学时和同学们同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然而。中国是一个“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的国度，封建势力异常顽固、异常强大，吕纬甫由于“心死”而背弃了高尚的人生境界，便得苟且偷安，混混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教给孩子们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事。他由一个激进者而退化为一个落荒者了，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当年在与同学争论改革中国方法时，他若不是对自己的主张十分自信，是不至于与同学打起来的，而这“打起来”，正表明了他的激情升腾到了何等狂热的程度，及至悲叹“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他也就自然分外失望。过分的失意使他堕入颓唐。象吕纬甫这样由狂热而失望，由激进而培姿消沉、落荒，在当时的青年中并不罕见，鲁迅游皮坦然诚认，他自己也曾一度颓唐，因而这种情况引起了他的深思。在《两地书·二九》中他对此作了精当的剖析:“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因此，就难以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此不佞所再三申说者也。”他因而主张改革者“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在吕纬甫的悲剧中正蕴含着他对忽而狂热、忽而消沉的青年们的针砭。吕纬甫虽然浑浑噩噩地度日而无力自拔，但他在思想上却是十分清醒的，并且怀着难耐的隐痛，充满着自责。他说:“……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到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他甚至颇为尖刻地讽刺自己:“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神中差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下，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他说的很坦诚，很符合实际，却也很痛心。他显然是不满于这样的人生的，但他的人生却确实是一种蜂子或苍蝇飞旋似的悲剧，然而他又不得不像蜂子或苍蝇似的盘旋回来。正是由于他的头脑很清醒，对于自己这种可悲的人生有着深切的认识，这就更加深了他心灵的痛楚。小说在对吕纬甫的悲剧人生的严峻批判中，晓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可重蹈他的覆辙。可以说，吕纬甫的人生悲剧是当时相当一部分新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鲁迅在《非革命的革命急进论者》(见《二心集》)中曾指出过，在革命的进程中发生分化是很自然的事，难免“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在酒楼上》所描写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吕纬甫便是在辛亥革命的风浪过后的一个落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