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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释义:

李珏,字待价,祖先是赵郡人,客居淮陵厅阴。幼年丧父,事奉母亲因孝顺而闻名。刚二十岁, 就考中明经科。李绛任华州刺史,见到他,说: “额角宽阔天庭饱满,不是庸人的面相。明经平庸,不能发挥你的特长。”

于是又应试进士科考人高等。河阳节帅乌重胤上表举荐他在自己的幕 府中任职。又以拔萃科补授渭南尉,升任右拾遣。穆宗即位后,沉湎于酒色,刚刚埋葬了宪 宗,就召李光颜从合宁,李想从徐州回朝,约定在九月九日大宴群臣。

李珏与宇文鼎、温会、韦 罐、冯约同时进谏说:“路上的人都说陛下下诏召李光颜等人回朝,要与百官举行盛大宴会。但是还没有改年号,坟土刚刚覆盖,服丧三年的规定,是天下人都要遵守的制度。

如今前来送葬的 各方镇节帅刚刚离去,出使远方夷人国家的使者 还没回来,皇帝逝世解除禁令,本来是为了方便 百姓,钟鼓齐鸣大宴宾客,不应该在官内举行。大凡为王者的一举一动,都是天下人学习的榜 样,不能不慎重。

况且李光颜、李想是忠诚有功 之臣,正值盛秋戍守边疆,如果令他们来访求计 谋,托付边疆大事,召他们回朝可以,怎能以酒 食之欢作为厚遇呢?”皇帝虽然没有听从他的话, 但大加慰劳。

盐铁使王播增收十分之五的茶税补充财政。

李珏上疏说纤悄: “利用专卖收税大概是战争时期的应急措施,而征收茶税自贞元以来才有。如今天 下无事,忽然加重赋税损坏国家的典章制度,这是行不通的第一个原因。茶是供人饮用的东西, 与盐粮同样重要,如果征收重税,售价势必会增高,而受害的首先是贫困的下层人。

这是行不通的第二个原因。山泽的出产没有固定数额,根据 斤数征收税额,售出的多得利多,如果价格飞 涨,那么买的人就少,能收取多少税钱?这是行不通的第三个原因。陛下刚即位时,已经下诏要严惩聚财敛货的官吏,今天反而增收茶税,必然会失去人心。

皇帝没有采纳。就在这时,宫中营建百尺高楼,土木费用成千上万,所以王播一再聚敛,暗中满足皇帝的欲望。李珏因多次进谏 不能留任,出任下邦令。武昌节帅牛僧孺征用他任掌书记。回朝任殿中侍御史。

原文:

李珏,字待价,其先出赵郡,客居淮阴。幼孤,事母以孝闻。甫冠,举明经。李绛为华州刺史,见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经碌碌,非子所宜。”乃更举进士高第。河阳乌重胤表置幕府。以拔萃补渭南尉,擢右拾遗。

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始复土,即召李光颜于邠宁,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群臣。

珏与宇文鼎、温畲、韦瓘、冯药同进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颜等,将与百官高会。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复,三年之制,天下通丧。

今同轨之会适去,远夷之使未还,遏密弛禁,本为齐人,钟鼓合飨,不施禁内。夫王者之举,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颜、愬忠劳之臣,方盛秋屯边,如令访谋猷,付疆事,召之可也,岂以酒食之欢为厚邪?”

帝虽置其言,然厚加劳遣。盐铁使王播增茶税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疏谓:“榷率本济军兴,而税茶自贞元以来有之。方天下无事,忽厚敛以伤国体,一不可。

茗为人饮,与盐粟同资,若重税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贫下,二不可。山泽之产无定数,程斤论税,以售多为利,若价腾踊,则市者稀,其税几何?三不可。

陛下初即位,诏惩聚敛,今反增茶赋,必失人心。”帝不纳。方是时,禁中造百尺楼,土木费钜万,故播亟敛,阴中帝欲。珏以数谏不得留,出为下邽令。

武昌牛僧孺辟署掌书记,还为殿中侍御史。宰相韦处厚曰:“清庙之器,岂击搏才乎?”除礼部员外郎。僧孺还相,以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加户部侍郎。

此文出自北宋时期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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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 。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  。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

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毁汪渣〈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

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其为二十四史之一。

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

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

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错缪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