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林丹（资料图） 那时候我觉得很孤独。平时在一起的都是队友，但跟他们又有竞争的关系，既是朋友又是死敌。有些想法既不能跟教练讲，不能和队友讲，也不能和家人说，只能自己消化。很多感受是别人无法体会的。 打完苏迪曼杯回国后，教练对我的不满、媒体对我的质疑持续了一段时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提出我要更换教练。我记得有一天，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找到我。他问了我关于队伍的很多事情，也问我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那是一次开诚布公，而且诚意十足的谈话。我感觉到肖局观察得非常仔细。于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我说我和之前的教练已经没有办法再合作下去，我们的很多看法都无法达成共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所谓的信任。 当时已经进入北京奥运会的积分赛阶段，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而我的成绩也不尽如人意。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梦寐以求的人生舞台，我特别希望自己能表现好。我愿意在训练中吃很多很多的苦，这没有问题。但是，我很害怕自己没有能力去表现。那也就意味着我没有那个实力，没有很好的水平。所以我希望能有所改变，在很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位更适合我的教练。 我非常诚恳地跟肖局说：“我发现之前的训练、之前的配合已经停留在原地，难以突破。”放眼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们的任务特别重。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有所改变。 很快，在2007年底的中国公开赛前，传奇名帅汤仙虎重新出山，来到了我的身边。 2008年初的韩国公开赛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站比赛。我打到决赛后，发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情。 我在男单决赛中的对手李炫一当时的状态非常好，刚拿了一站比赛的冠军，重塑了韩国“一哥”的地位。比赛打得异常激烈，决胜局比分进行到21平的关键时刻，李炫一的一记回球被边裁判在界内。而我觉得当然是界外球，就找裁判申诉。主裁判表示因为视线被槐返挡，判李炫一得分。那我肯定不答应，我说这球明明是界外，我希望他改判。不仅是因为比分已经来到了关键的赛点，而且在此之前这场比赛至少已经出现了4次错判。见我申诉，韩国队教练席上的中国籍教练李矛也急了。之前四次误判，主裁都帮我改过来了，现在见东道主韩国队施压，主裁便抱定了主意，不敢轻易改判。因为那个球很可能决定这场球的胜负。 当时，李矛教练把矛头对准了我，说：“前面都判给你了，凭什么还要判给你？”我一听这话，就有点着急。倒不是因为这场球我最终赢了或输了会怎么样，而是我觉得，我们都是中国人，你这样和我一个队员计较，我有点接受不了。我们就这样吵起来了。这时候双方教练都上来拉，李矛被韩国队的助教拉住了，我们的钟波教练也来劝我。当时李矛教练在冲过来的时候指着我，钟导为了保护我，就上去把他推开了，结果他又指着钟波骂，一副要动手的样子。我非常气愤，也不够冷静，结果就把球拍给丢了出去。最后这起事件被媒体称作是“韩国口角风波”。 这件事如果是韩国队其他教练说我什么，我理都不会理。可李矛教练和我们毕竟都是中国人，如果韩国队对我有什么意见，我也不觉得第一个站出来的应该是扰明型他。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表现得比韩国人还激动，这真的激怒了我。虽然后来有媒体说我“没有修养”“没有道德”，但是韩国人这样操控比赛真的很不光彩。媒体不了解情况，我也不想多作辩解，清者自清。 作为冲突的第三方见证人，捷克籍主裁判莫米亚事后也承认场上当时确实出现了错误判罚。不过因为视线被挡，又受到了边裁和电视裁判的误导，他才作出了错误的判罚。不光是我这一场比赛，之前李宗伟在第二轮遭遇李炫一时，在双方战至1比1平后，突然以发烧为由退出了比赛，据传也是对裁判不满的一种抗议。 大家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不光是2008年这一次，之前的釜山亚运会，就曾发生过陶菲克因抗议裁判而罢赛的事件。中国女双在比赛中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当时把李永波急得都上去拍裁判的后脑勺了。但说到底，还是国际羽联没能起到监管作用。让大家愤怒的这种事情，每一年都在上演。 李矛是一位很优秀的教练员，这毫无疑问，至少我觉得他的效率很高。之前他带过我的前辈孙俊、董炯，他们是当时中国男单最顶尖的两位选手。他还带过曾经比较低迷的韩国男单孙升模、李炫缓猜一，孙升模还获得了雅典奥运会的亚军。再到后来，他又去了马来西亚执教李宗伟。你会发现，他在有限的时间里，帮助这些运动员提高了一截，让当地的男单水平有所起色。 因为他没有带过我，所以一般见面我都叫他“矛叔”。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只是挣我们的薪水，养活自己的家人。我作为队员，拿出我最职业的状态，那么李矛作为教练，他当时也没有错。只是，我们俩的情绪都有点失控了。 体育的职业化、国际化本是一种趋势，否则也不会有郎平执教美国女排，不会有梅西加盟巴萨，诺维茨基也不要去NBA打球了。无论是教练还是运动员，代表的都是这项运动的职业精神――既然来了，就要为这个俱乐部、为这支国家队效力。(林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