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识治之良才, 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 未能成功, 盖应变将略, 非其所长欤! ”
这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言其治政的才能，仅次于管仲、萧何，但其将略，连年劳师动众，都没有成功，并不是其所擅长的。
笔者认为，这个评价相对而言是客观的，然而，后来人者大多对他的评论而富有争议，而此后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和儒教精英们，为了统治需要，不断将诸葛亮神化，这显然就是充满了政治立场需求的不那么客观的评价。
陈寿是蜀巴西安汉（南充）人，曾做过蜀国观阁令史，因为不肯屈事宦官黄皓，屡次遭到贬黜。他的性格也有些怪，不能尽顺潮流。在晋时被征为长广太守，冲神授御史治书，因为遵守母亲的遗嘱，葬之于洛阳，因此遭受到当时人们的贬低，说他不给母亲归葬大不孝之类的。
有人说，他写《魏志》，向丁仪、丁 的后人要“千斛米”, 否则不美言。丁氏后人不答应，二丁就真得没有写到书里.......也有人说陈寿的父亲做了马谡的参军，失街亭马谡被杀，陈寿父亲也被治了个割发罪。我们知道古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绝对不能损毁的，剪头发这种罪行是大辱，再加上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蔑视陈寿，所以历来陈寿对诸葛亮和诸葛瞻父子的评价都充满了争议性。
从《晋书》到房玄龄等在《晋书》中为陈寿立传，陈寿都是一个充满了争议性的史学家，有说他有自己原则不愿随波逐流的，也有说他为个人私怨，在评论人物的时候不客观的，而最大的争议，就在于他对诸葛亮的评价。
然而笔者却认为，无论陈寿有多大的争议，但就对诸葛亮的评价，却十分之公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陈寿对三国另外三个当权者的评价
曹操：
陈寿只把曹操列入“非常”、“超世”之“人杰”一类，而不肯以皇帝的身份给他唱赞歌。陈寿虽然没有直接指出曹操的奸诈，但也没有妄颂他的“仁德”，说他是“娇情任算，不念旧恶”，只说“不念”，而没有说他宽容。事实上，曹操确实是个奸诈而又报复心极强的人散衫亏。
陈寿很客观的指出了曹操极强的军事才能，会用人，有大度，甚至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用词是“有明略”，却也指出他是个任性的人，报复心强，又比较奸诈，岁没有明面讲，但“娇情任算”某种程度上讲，也将上面两点概括了进去。
刘备：
陈寿评议刘备，着重讲他的“知人”，义结关、张兄弟马、赵、敬黄忠，用庞统，凡所结交，无不愿为他效命，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格魅力啊。刘备的这一有点，曹操、孙权都有，但又无法与刘备比较，特别是临终托孤的那番话，虽然免不了又试探的成分在里面，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真没有那个君主这么来托孤的啊。
“知人”是刘备最大的优点，也是其成就事业的最大原因，陈寿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刘备的这种优点，可见其评议刘备是抓准了要点的。至于其他什么政治才能，将略计谋，陈寿一个字都没提，可见这并不是在给刘备唱赞歌，而是客观立体的评价。
孙权：
陈寿评孙权，用了“屈身忍塌茄辱”“有勾践之奇”的词语，这是说他在处理与魏、蜀时的所作所为。三国鼎立，论地广人众，吴在魏、蜀之间，然而论人才，则排末尾。曹操始终都把刘备视作主要对手，蜀汉也以诸葛亮的隆中对谋略，联吴抗魏。这样一来，吴国便成为了中间势力。
以中间势力在三国之中享国祚最久，不能不承认孙权在“外交”上的成功。这种成功实质上是“以退为进”，所以陈寿才总结为“屈身忍辱”“有勾践之奇”。
孙权确实是三国之中顶尖的外交高手，向曹魏称臣白衣渡江拿下荆州，拿下荆州后又跟曹魏翻脸，以胜利者的身份跟将死之蜀军修好，可见他立国之策，主要在缝隙中生存，在魏蜀之间辗转腾挪。故陈寿的评价确实是中肯的。
说完这三位，我们最后来说一说本题所问的诸葛亮。
实际上，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不止本文开篇的那一句话，而是很长的一段，前面主要高度评价了诸葛亮的治政水平，而在总字数上是超过了曹、刘、孙三人的。如果是因为父亲“割头发”的大辱以及诸葛瞻的蔑视，陈寿是完全不可能这样来评价诸葛亮的。
一个跟诸葛亮家族有嫌隙的人，能够做出这样的评价，比起我们这些自小受到影视作品影响的人的评议，显然要显得更加客观。
陈寿评诸葛亮的治政才能，言其“识治之良才”，差不多跟管仲、萧何一个类比，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而总体上来说，诸葛亮能够将刘备集团从江夏一个小地方，逐渐发展到坐拥荆、益二州，后来又攻略了南中少数民族的政权，确实充分展示了其内政的历史水平。
而关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陈寿回顾了其一生的业绩，从赤壁之战开始说起，说能大败曹军，与其说是诸葛亮指挥吴蜀联军血战有方，不如说他劝东吴同意与蜀共同抗曹更为准确。这其中凸显的是诸葛亮的外交能力，而非军事才能。
同时《三国志》中记载的火烧赤壁，观关羽、张飞、赵云传，都没有书写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事迹，因此，抗曹主力在东吴。这是陈寿的结论。
既然三国最重要的大战赤壁之战，诸葛亮所扮演的角色是外交能人，那么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就没有足够的业绩支撑，毕竟后来的五次北伐，没有一次有拿的出手的业绩。
综上所述，笔者认同陈寿的评价，作为最接近诸葛亮生活的时代的史学家，陈寿的评价，无疑更加客观公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