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1938年春的一天，“西北王”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佩中将军衔的“面试官”胡宗南，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一名青年，画有四个圈。这名青年叫熊汇荃，清华大学高材生，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胡宗南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得力干将”。次日，胡宗南的秘书找到熊汇荃，说胡先生邀请他进行“个别谈话”……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汇荃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汇荃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并很快成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党国栋梁”熊汇荃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
尽管熊汇荃受到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事实上，在1937年的秋天，熊汇荃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熊汇荃就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他很快就成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在先锋队中，出身官宦之家的熊汇荃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完成了从“富家子弟”到进步青年的思想转变。
1937年12月31日，这个民族危亡年度的最后一天，对于熊汇荃来说有着永生难忘的记忆。这一天，他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到武汉给一些进步学生作演讲，熊汇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来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更受共产党“誓死抗日、保卫国家”的积极抗日政策的鼓舞，更加坚定了 “共产主义信仰”。
这天之后，对熊汇荃来说，更传奇的故事接踵而来。
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开庆宏辟“隐蔽战线”的重要决定，计划将一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优秀青年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内部。在两党和平时，这些青年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他们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用。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一些“闲棋冷子”，当然也希望他们一直闲下去，冷起来。
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推荐了熊汇荃，并汇报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大加赞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此后，报名参加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以及进一步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这些都是“共产党一手安排的”。熊汇荃还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熊向晖”，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间谍生涯。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得到胡宗南的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起草胡宗南的讲演稿更是熊向晖的“拿手好戏”，这个“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深谙胡宗南的脾气，写出的讲演稿“激情和说理兼有”，完全符合胡宗南的口味。胡宗南由此对熊向晖的态度渐渐由欣赏到完全的信任。
同时，熊向晖也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任务——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势态，并且尽可能地“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这是董必武亲口告诉熊向晖的，也是周恩来再三嘱托的。胡宗南在开始阶段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打压中国共产党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
随着抗日形势的庆友明朗，1943年开始，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敌对情绪高涨。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传出，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的电台发到延安。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及时拟定了这个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正面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保卫誉差槐延安。
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胡宗南发觉有人泄密，但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自己的贴身秘书熊向晖所为，也没有太多追查。
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恋多年的恋人湛筱华结婚，蒋经国是证婚人。
婚礼过后，两位新人开始蜜月旅行，1947年3月1日，两人正在杭州游玩，熊向晖被一自称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自己身份已经暴露，思索该如何应对。等被带去见胡宗南后，事情才明了。原来，此前熊向晖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却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3个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结束。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熊向晖异常激动，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新华巷1号，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而熊向晖则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的面前。党中央果断放弃延安，在陕北地区与国民党玩起了捉迷藏。
因为有情报工作的保障，虽然力量相差悬殊，但共产党总能一次次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正应了毛泽东在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诗：“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国民党“闪击延安”的计划破产。毛泽东大赞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1947年5月20日离开胡宗南。从上海乘船赴美，当年9月进入克利夫兰西保大学（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即：凯斯西储大学）研究院读政治经济学硕士。
1949年11月6日中午12点半，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特设午宴招待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胡宗南攻打延安未果后不久，熊向晖便赴美留学。而后，国民党情报部门证实了熊向晖是中共间谍。按理说，这么重要的案件应该着力查办，但最后除了熊向晖在美留学公费中止外，并没有其他的追究。这不能不说是个谜。经众多党史学者分析，主要原因是胡宗南把这个案子故意压下来不报，因为他深知如果蒋介石知道了这个情况，势必怪罪于他，尤其是两次攻打延安的计划被完完全全破坏。熊向晖一事只得不了了之。
而此次周恩来有无必要将熊向晖之事告知这几位国民党要员呢？虽然周恩来说熊向晖以后会从事外交工作，希望大家熟悉一下，但这个理由并不是十分充分。其一，对于情报工作来说，一旦身份暴露，就成了一枚死棋；其二，在这样的场合公布熊向晖的共产党员身份，且对象还是国民党要员，有无必要？这几个疑问曾长期困扰党史研究者。
为解答这个问题，熊向晖之子熊钢分析了当时的局势：
1.胡宗南部的30万大军，于1949年12月西南战场的成都战役才被歼灭，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个被歼灭的重兵集团。胡宗南在成都战役后率残部1万多人据守西昌，直到1950年3月才飞往台湾。
2.早在1949年5月，胡宗南、宋希濂便在汉中秘密会晤，一致决定取道西昌退往中缅边界，继续抵抗，万不得已退到缅甸。当时两个集团拥兵50多万，几乎占到国民党在大陆剩余兵力的一半。
3.两者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反对。蒋介石当时的战略计划是“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不允许轻易放弃西南。
历史学者杨者圣先生找到了答案：这两位手握重兵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对于当时的军事形势把握得最为准确，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进军滇西方案都是一条苟延残喘之道，这比蒋介石鼓吹的“保卫大西南”的空洞口号“高明”多了。与此同时，党中央毛主席的策略部署则是大迂回、大包抄，力图把国民党全部消灭在大陆，以防后患。不怕敌人打，就怕敌人逃。所以如何将胡宗南套牢在此等待刘邓大军前来形成合围之势就是整个西南战局成败的关键所在。这时，如能“假蒋介石之手套住胡宗南、争取宝贵时间”就可以占据主动，所以如何离间蒋介石和胡宗南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周恩来出面宴请国民党元老的必要性正在于此。几位国民党元老和蒋介石通信是可以办到的，靠他们来让蒋介石知道“胡宗南曾经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并且隐瞒不报”这一事实，蒋会怀疑胡的忠诚，进而看不到胡“进军滇西”方案的可行性，甚至会采取措施防止胡宗南自行撤离。果然，蒋介石连续6次拒绝胡宗南的西进方案，甚至有一次还命令胡宗南杀身成仁，为党国尽最大忠诚。如此以来，蒋介石替共产党看住了胡宗南，等待他们的只有溃败一条路。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开始了他20多年的外交生涯。在诸多重要的外交场合中，熊向晖都以“总理助手”的身份出现。
参加日内瓦会议，熊向晖是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主要负责新闻招待会，回答各路记者提问；基辛格访华、尼克松1972年访华，他担任“总理助理”，负责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中国加入联合国，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他还担任过驻英国代办、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诸多外交场合都有他的身影。而熊向晖认为，更重要的是，他能一直在总理身边工作，这对他的帮助非常大。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华做技术安排，熊向晖负责接待。其中一个重要工作是美国希望通过卫星电视信号，使美国民众能够在电视里到尼克松访华的盛况。而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通讯卫星，美国方面提出只需要中国在北京、上海、杭州三地修建地面站，美国负责相关技术支持，而通讯卫星则由美国方面提供。熊向晖就将此事向总理汇报：既然美国已经做了准备，我们就不必花费大价钱租用通讯卫星了。总理立即批评了熊向晖，说租用卫星虽然比较贵，但不能一听到要花钱就缩头，因为这涉及到主权的问题，而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总理提出指示意见：1.请美国方面负责给中政府租用一颗卫星，租用时间为1972年2月21日1时至2月28日24时；2.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如使用，需要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并交纳使用费给中国政府；3.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熊向晖将总理的意见转达给美方后，对方大为吃惊，说第一次碰到如此厉害的谈判对手。最终完全同意总理提出的意见，承诺租用费一定合理。
熊向晖的女儿曾经问过父亲一个有趣的问题：“周恩来对你有知遇之恩，而胡宗南也对你不薄，你为什么对共产党始终忠诚不二，难道就没有想到一直追随胡宗南，平步青云吗？”的确，胡宗南亦是魄力非凡之人，而对熊向晖，更是关爱有加。熊向晖说他始终没有动摇，一来是因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很早就深植在心中；二来，胡宗南的人格魅力和周恩来相比，还是有太大的差距。
熊向晖革命生涯可谓完美，解放前的情报生涯和解放后的外交生涯已足够精彩。而1982年从调查部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岗位退下后，受荣毅仁的再三邀请，熊向晖出任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党组书记，又成为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弄潮儿。2001年，中央电视台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播放了特别制作的节目《一个人顶几个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看后，深受感动，立即赶到医院看望这位“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两位清华校友感慨良多。
2005年9月9日，这位孜孜不倦的“共产主义战士”终于停止了步伐。
熊向晖这个名字，是他在1937年初刚接到任务时受组织要求改的，直到解放后，他才道出这个名字的寓意：“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