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唐宋八大家”指唐宋两代八位优秀的散文作家，即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苏氏父子。由于他们在古文创作上的杰出成就，明嘉靖间古文家唐顺之编《文编》一书，专门选录八家的作品；与唐顺之同属“唐宋派”的古文家茅坤，又在《文编》的基础上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风行海内，“唐宋八大家”的名称遂由此产生。 以上所说的“古文”，是相对于唐宋之际蚂悔神盛行的“今文”或“时文”(即骈文)而来的。韩愈曾说他“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三代两汉”之文就是“古文”，是唐宋古文家心仪的写作模范文本。文学史上，将唐宋两代古文家写作“古文”以取代骈文的这个创作思潮，称为“古文运动”。 “古文”和“骈文”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两种文体。“古文”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散行之文，通晓流畅，没有种种形式上的束缚；“骈文”是古代散文发展到魏晋之际的一个变化——通体对偶而且讲究声律。骈文的兴起，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形式上唯美化的一个趋势，唐宋古文家创作古文，反对骈文，也是一种文学审美发展变化的一个趋势。此涨彼消，兴衰替代，其间还包含有社会的、哲学的原因，但主要是两种文体的因革变化。 先秦至汉魏的散文，其文体都是散行的，句子长短伸缩变化，大体保持口头语言的随意性、灵活性的风貌。魏晋之际，通体讲究对偶的文章逐渐形成，到齐梁间，受声律说的影响，文章不但通体对偶，还讲求四声的交错搭配，这就是骈文。自齐梁至唐，骈文盛行，几乎一切公私文翰，甚至学术文章都骈化了。 骈文的对偶和声律的美，反映了古代作家在散文形式美上的一种追求，而且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骈文作家和声情兼美的作品。但是，骈文的弊端也很多，主要是它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由此导致的内容与形式的脱离，不但远离了社会人生，也远离了作家的真情实感。另外，因为对偶和声韵的追求，骈文的语言也难免陈陈相因、了无生气。于是，一批有识见的作家开始倡古文、反骈文，其中以中唐时的韩愈和柳宗元成就最大。 韩愈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古文理论的完整而明晰。他说“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把古文写作与儒学、道德、政治和教化联系起来，以纠正骈文写作的远离社会人生。表面上看，“修辞明道”相对于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的自觉是前灶个倒退，其实不尽然，因为当中唐之际，藩镇林立，佛道盛行，社会的弊病很多，要让文闷亏学与社会脱离是不现实的。另外，韩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口号，也就是说，“修辞明道”的实质，不但要将古文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还要言之有物，使散文成为抒发个人或群体生活困顿、悲哀、感愤的工具，“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同上)。在散文语言的除旧创新上，韩愈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他说：“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为了追求语言的创新，他有时到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同上)的痴迷程度。 韩愈的又一贡献即在于他的创作实践。他写了大量优美晓畅的古文，在前代优秀散文之后，为后世读者树立了良好的揣摩学习的样板。韩愈的散文，多属应用文，但他尽可能将这些非文学的实用文写得富于文学性，诸如书启、墓志、记、序、哀祭……，他都尽可能写得有气势，有创新，有真情实感，为了增强古文的可读性，他常常把史传文学、传奇小说的叙事、描写功能移入古文中，使实用文体具有抒情之美、叙事描写之美，饶有“纯文学之情趣风神”(钱穆语)。至于在语言方面的创造生新，则更是不胜枚举了。 由此可见,韩愈排在八大家之首,并不是因为唐在宋之首,而在于上面所产述的他为唐宋古文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