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本质上是中产阶级在改革过程中作用的争论。莫认为不能依靠中产阶级，需要依靠的是底层群众，要抗争；肉唐僧认为做大中产阶级能够形成一个有力的诉求，从而推动上层变革，因而他们信奉的是合作。前者是革命派，后者是改良派。前者现有代表人物包括莫大、北风，后者则有笑蜀、崔xx。 这两派最近几年逐渐走向分裂，甚至相互敌视。韩寒在论民主那篇文章说说自由派老吵架说的就是这件事。改良派认为他们与革命派的目标相同，但是策略不同，他们认为（与党内改革派）合作是一种有效的策略，能够避免大规模的社会震荡。但是革命派认为改良派的问题并非是技术问题，而是关键问题，在他们看来，改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死，所以寻求改良并不会促进目标的实现，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改良过程的漫长可能会使公众长期处于受压抑的环境下，因而他们又称呼改良派是为统治者背书，本质上和统治者是一丘之貉。 单纯回到这次争论，我认为中产阶级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神话 作为一种想象中的存在，中产阶级在中国已经被赋予了过多的光环，无论是传媒还是学者都对此抱有殷切希望，仿佛推动新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就必然引发政治结构的变革。然而如果对这种理论进行仔细的剖析，就会发现现今流行的所谓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神话。更进一步的说，中层阶级乃至整个社会中层组织，不仅不会引发较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甚至还会成为维持现有政治结构稳定的利益团体。 研究社会结构与变革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该书中，托克维尔将传统国家的社会分为三层结构：国王——贵族——平民。托克维尔认为，随着贵族政治权力的被剥夺，导致了平民处于国王的直接领导下，并由此形成二元对立，最终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这一理论实际上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已成型，在分析美国为何能够建立民主政体时，托克维尔将目光投向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托克维尔认为，中层组织（中产阶级及各类社会团体）取代了贵族的社会势力，承担了一部分社会义务，从而缓冲了统治者与底层人民的直接冲突，并形成了政治诉求的多元化。可见，在托克维尔看来，不管是贵族还是代替贵族的社会中层组织，都与社会变革的发生无直接联系，相反，由于中层组织的诉求不同，更易于导致社会的多元化，从而降低变革的发生。 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美国社会学者Kornhauser。在分析大众政治的起因时，他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分为三层：统治者——中层组织——普通民众，在他看来，中层组织能够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政治讨论的平台，呈现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观点，从而促使利益与社认同的分散，导致多元化的诉求结构。而多元化的形成，易于降低普通民众被动员到同一社会运动中的概率，随之，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也被降低，稳定的政治局面就此形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公民社会的概念就是脱胎于这一理论，两者虽然存在着定义上的差别，但一般说来并无本质上的不扰银同。不管是中层组织还是公民社会，都可以被看成是独立于现有政治结构的社会组织的总称。从收入上可以将其看成是中产阶级，从组织上可以将其归纳为各种社会团体及NGO组织。这些阶层和组织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于是形成不同的利益与认知，进一步，利益与认知的多元将会导致目标与行为策略的差异，这种分割使统一的政治诉求与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的发生不再成为可能。同样，中层组织的兴起，降低了普通民众与统治者的直接联系，从而避免了二元对立格局的发生。总之，在Kornhauser及公民社会概念的倡导者看来，不同不社会有着不同的社会利益，各种利益相互抵消，而变革也会随着这种抵消趋于平静。 对社会中层组织理论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流行于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将会推动政治变革」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想象中的神话。中产阶级的出现乃至兴起，不必然推进社会变革的发生，相反，它更易于形成一个稳定的利益群体，这个群体内部虽然呈现多元化， 但由于其自身发展的限制，在整体上会对现有的政治结构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信任与认同，而这种趋于保守的信任与认同，必然要求其反对较大棚郑规模的社会变革，从而成为现有政治结构的自觉的维护者。 在分析印度民主制的具缓和宴体成因中，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中层组织的存在对印度民主制发展中的阻碍作用。上世纪世界政局的发展可以看成有两条主线构成：一是在西化浪潮下非西方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及文化的瓦解和失衡，二是在西化浪潮下非西方国家的社会重建。四五十年代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建立可以看做是对着两条主线的反应，民族国家的形成要素是民族意识形态的建立，这有利于一个强有利的反殖民统一战线的建立。具体到印度这个国家，由于英国在印度推行间接统治，笼络了当地的政治精英，从而在英国殖民者与印度的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了一个稳固的社会中层组织，印度宗教的繁荣也起到了缓冲的作用，这个中层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印度的反殖民统一战线的强硬态度。印度虽然也追求民族国家的建立，但缺乏像越南那样强烈的革命意识，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才能够发生。 印度的中层组织降低了革命的发生，并最终促进了印度政权的稳定过渡。然而这种先于民主政治建立的中层社会组织，却成为今日印度民主发展的最大阻力。原因在于缺乏革命打破传统的社会及文化结构，这种在殖民时期起着中层组织的传统社会结构在实施了民主后可以通过原先积累的社会资源对人民实施有效的控制，而种族制度的歧视性又使得下层民众难以进入到体制之去，从而使任何社会变革的发生都面临着重重困难。这正是印度民主面临的困境所在：虽然中层组织使印度避免了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但同样也使印度的民主发展的愿望落空。 在这里我并非是对大规模的流血革命辩护，我也并非宣扬暴力革命的现实意义，我只是指出先于民主政治建立的中层组织存在的局限性。印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有关中层组织的想象中的样本。同样，台湾也为展现了一个缺乏中层组织的社会成功变革的可能。当然推动这一变革发展的，涉及到诸多因素，由于这些因素与本文并无直接关系，因而再这里不再一一论述。然而通过上文的简单说明，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中产阶级，不过是一个不断膨胀的神话，这个神话经由亨廷顿《第三波》中的论述而被人广泛得知。可是如果威权国家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这样一个保守的社会团体，则多少有些虚妄和不自量力。变革，只能发生在大多数人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而中产阶级，显然不属于这样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