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描写了朱元璋年轻时候的苦难生活，分析了他走上了农民革命战争道路的历程，并对他成了明皇朝的开国皇帝之后的种种表现作了实事求是而又比较辩证的分析。
原文：
帝疾大渐，遗诏曰：“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
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辛卯，葬孝陵，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
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开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尝与诸臣论取天下之略，曰：“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
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
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型租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出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贴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旗而北。
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气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
帝之雄才大略，料敌如神，料敌制胜，率类此。故能戡定祸乱，以有天下。语云：“天道后起者胜。”岂偶然哉。
白话释义：
高皇帝疾病大大加卜清兆重，遗诏说：“我承担天命三十一年，心里总是为国家和百姓的安危而忧虑，日日勤劳，不敢懈怠，致力于为百姓谋利益。
怎奈出身贫苦低微，没有像古人那样博学多闻，好善疾恶，远远比不上他们。今日懂得了万物本身的客观规律，难道还有什么哀念之情吗？天下人归顺皇太孙，最适合于登皇帝位。
内外文武百官同心协力辅佐政事，来安定我的百姓。治丧祭奠仪式的物品，不要使用金玉。孝陵山川依然照旧，不要改动。各位藩王只在各自的封国内哀悼，不必到京都。凡不在这个诏令之中的，依据这个诏令行事。”辛卯日，葬于孝陵，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
太皇帝由上天授予他智慧和能力，统一了全中国，武功文治是汉、唐、宋各代君主所不能相比的。当他开创功业之初，能够沉着镇定审时度势，遵循规律经营，很有谋划。经常与各位大臣议论谋取天下的策略，他说：“我时逢丧乱之际，当初起兵乡里，本来只为保全自己。
等到渡过长江之后，看到群雄的所作所为，只是祸害百姓，而张士诚、陈友谅尤其是大蛀虫。士诚倚仗富有，友谅倚仗兵强，唯独我没有什么可以倚仗的。只有不嗜好杀人，布施信义，实行节俭，和你们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起初与张士诚、陈友谅二位敌人相对峙，士诚尤为逼近，有的人说应该先击败他。我依据友谅志气骄傲，士诚器量狭小，志气骄傲必然喜欢生事端，器量狭小必鼠目寸光，所以首先攻打友谅。鄱阳湖之战，士正毕诚终于不能走出姑苏一步去支援陈友谅。
如果先攻打士诚，他在浙西凭借坚固的城池坚守，友谅必定会倾国而来，我就会腹背受敌了。两个敌人都已经消灭，于是北伐中原。
之所以先取山东，再夺取河洛，并制止潼关的军队不急于攻占秦、陇，是因为扩廓铁木儿、李思齐、张思道都是身经百战，未必愿意甘拜下风，（如果）逼急了他们，他们势必会合力在一个地方，仓促间（一下子）反而不容易平定，所以（我们）出其不意，回师向北进攻。燕都已经攻克，然后西征。
张、李没有了指望，气势也没有了，所以不战而胜，然而扩廓仍然在极力抵抗不愿屈服。假使那时未攻下燕都，骤然和他们斗力，谁胜谁负就难以预料了。”
太祖皇帝的雄才大略，料敌如神，克敌制胜，都与此相类似，所以能够平定祸乱，直到拥有天下。古话说：“天道后起者胜。”这绝不是偶然的。
此文出自清代张廷玉所编著的《明史》
写作背景：
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张廷玉最后定稿，进呈刊刻。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清兵入关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注：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的记载，见于《清世祖实录》卷15，何冠彪《顺治朝〈明史〉编纂考》一文首揭此事。但清廷何时决议纂修，尚无确切史料证实。
康熙四年（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
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