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告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土大夫得晋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试译： 社会风尚的淳厚和浮薄是从那里产生的呢？产生于一两个人的思想倾向罢了。百姓们中间，平庸懦弱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一两位贤能有智能的人，大家就会拥戴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教导；特别贤能有智能的人，拥戴他的人就特别多。这一两个人的心向于仁义，众人便和他一起追求仁义；这一二个人的心倾向名利，众人便和他一起奔竞名利。众人所奔赴的，就形成大势所趋，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没有谁敢违背它，所以说：“摇撼天下万物的，没有比风来得迅速强劲了。”社会风尚对于个人的思想影响来说，起初很微弱，最后将是不可抗拒的。 古代的帝王治理天下，使贤能智能的人都居要职、掌权势，他们教化人民也都用仁义道德，所以那时社会规范统一而风尚相同。世道教化衰微后，前面所说的那一两个人并不全在重要的职位上，但他们的志向主张，势必不能不从口中极力宣扬出来、广为传播而造成声势。那么众人也势必不能不听从他们的号召，渐渐形成习俗风尚。这样，他们志同道合的跟随者就聚集增多，一时的人才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倡导仁义的人，他的追随者会为仁义而死，义无反顾；号召功利的人，他的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而牺牲，决不回头。（周易干卦文言说：）“水向潮湿的地方流，火接近干燥的东西烧。”没有什么感召是得不到感应的，这种情况已经由来很久了。 现在掌握权势的君子，往往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高位显贵，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造就当代人才，却反而推辞说“没有人才”，认为这不是自欺欺人的话，行吗？不行的！十户人家的小城，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能足以改变十个人，就一定能选拔十人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他的智能能够改变一百个人，就一定能选拔一百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那么，移风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并非仅仅是身居显贵之人的事，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有责任拦模参与此事。 主宰国家行政的人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谨慎选择能共同维护帝位的人才；士大夫简肆缓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戒慎恐惧谨慎自己的志向，担心想法偶有不当，因而雹岁败坏风尚和摧残人才。照这方法去做，几十年以后，可能有收到成效的一天吧？这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原，论说文体之一，盖推究事物本原之义以示人。此体起于韩愈作五原，后人因之；其曲折抑扬，与论说相表里。韩愈原道、黄宗羲原君，为“原”体之名篇。本篇讨论人才培养问题，从强调人才的重要，讲到培养人才的方法，再论述陶铸人才之责无旁贷，而以收效将来作结，可谓原始要终，曲尽其义。陶铸人才，以移风易俗，这是文正公一贯的主张，既见于奏疏，也见于日记，本篇论点，最见具体而微。晚清政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挽回颓势，曾氏主张从陶铸人才，转移风气入手；另一位激烈改革者龚自珍也关心人才，他讥切时政，以解放人才为诉求，龚自珍所作病梅记，可与原才比观并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