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后人对其的评价无非主要就是情感评价还有思想评价。但就情感评价来论述是毫无意义的，就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单独论述是绝对片面的。所以本人将从两方面来论述一些问题。并且首先对“评价”这个问题做一些展开。文学作为一种样式，一种载体，自然承载着作者本身的思想还有情感，否则文学便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然而，作者本身的思想还有情感却难以摆脱当时所处时代社会之中，故而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里作者的情感还有思想的时候就不得不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综合思考。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创造文学作品的作者还是后人在评价作品的思想情感时，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历史的环境。“一雹弯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指创造者创造出了如此之多层面的文学意象，更多的是指后人在评价鉴赏时会结合当时不同历史环境，以及个人在历史社会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来审视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文学人物，文学作品都能在不同人的思想下反映出来不同，每个人的情感评价都有其正确性可存在性，但是往往我们看到接受的评价却是一些名家大家之学说，并产生了一种崇拜盲信感，这已经是把文学给精英化了，非可取之道也。一般来说，自己对于自己作品的评价乃是作品本身最为原始的评价，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看到的都是后人对作品的评价，这样就需要讨论一些问题了。不论是思想还是情感，都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时代以及自己所处地位身份的烙印。后人对文学的情感评价，往往有不同于作者创作本意的情况出现，显然的，在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在对文学作品某些评价中往往甚至怀着某种政治目的，这点是不能够忽视的。我们都很熟悉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如果按照作者本意来说，完全是一个臣子忠于皇帝，收复河山的宣言书。从岳飞一生来看，他所做的与他的词里所表述的可谓完全一致，终生以收复山河迎回二帝作为宗旨。在今天的宋词选本里，后人对这首词的评价是以高度的肯定作为主要基调的，即高度肯定其爱国主义精神，其人也被公认为民族英雄。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最近十年间，对于他的民族英雄的称号以及对这首词的评价就越来越多异议，具体表现为更加突出这首词的忠君性以及对民族英雄称号的否定。许多人不明就里的就加入到对抗阵营之中，却很少有人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大家可以想想持反对态度的到底是什么人，具体地说他们有着怎样的政治倾向。文学从来就不是独立的，文学观点的不同根本原因乃是社会地位思维方式不同，也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把岳飞的词里面的忠君思想拿出来大肆攻击的人，他们的政治倾向大多是右派的意识形态的。右派政治理念便是支持资本主义，宣言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一群人，那么他们在讨论中国历史时无时无刻不在猛烈的抨击，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普世价值民主根本不知为何物，是与他们的政见所抵触的，所以右派们反对这首词也就十分之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了。在近代，文学作品与政治经济方面已经大大挂钩，在文学情感评价上不时的体现评价者的政治观点，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有左翼文学团体与京派产生的文学上的论争。这都说明了，在阶级矛盾尖锐，意识形态逐步产生分歧的社会，对于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作品情感评价更多的夹杂了评价者的意识形态与某些政治目的做档。这是不得不忽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人云“文以载道”。这里的“道”，固然指的是道理，思想。那么古人亦有云：“诗言志”，“志”这便是注重于情感方面。但是两者并不是分割没有联系的。有些文学作品中承载的“道”也正是作者所欲表达出来的“志”。比如杜甫的一些诗句表达出来的思想，一些道理，也就正是他忧国忧民志向的体现，反之亦然。所纯肆乱以在情感评价的时候也不可能不对其文学作品里所承载的“道”进行阐述。比如说在读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从情感评价转移到“道”的讲述中来。所以两者并不是冲突的，而是交融的。文学的情感评价作为文学评价里的重要一环，其本身自然不需要过多的阐述。这个命题本身就有其引导性，使得学生在论述只会论述情感评价本身而忽视了其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每个人在每段时期的情感有所不同，情感评价作为后人对作者文学作品的评价就不可能完全一致，那么其中为什么会不同，如何不同，以及某些不同后面隐藏的某种动机，这才是我们需要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