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可以参照一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地。人类为了要生活和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努力观察，利用和改造环境，以便进行有效的文化活动，从而直接的获取人们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这样就产生和累积了地理知识。例如在<<夏小正>>一文中记录了1年12月中每个月的天象，物候，以及人们在该月中所应该从事的生产和活动――这种历法就是后世所谓“月令”的发端。如果我们去除掉其中所包涵的神话历史传说，那么我们可以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懂得用观象授时的方法来确定季节和编制历法。又例如，在殷墟甲骨上出现了象“大雨”，“大辄风”，“大风自北”等等的天文记录。而从<<诗�6�1大雅�6�1公刘>>中，我们知道周朝时期就有君王与平民懂得如何开发疆土，改造环境，在不同的地形部位进行耕垦――出现了象冈，原，隰等地形分类名称。甚至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所有古代的城市文明的建设，特别是都城建设选址，都充分考虑了地理环境，几乎都位于河流两岸或者河岸的台地上，以作生活与城防之需。然而，环境对文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结构性哪岩的物质基础，正如文化对环境来说是体现了创造主体的本质力量一样。然而，合一物质基础与一本质力量之两说，则彻底言明之文化在创造期间的前后，都把环境当成了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象征方式。这正如孟子所云：『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龙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孟子�6�1滕文公上>>）。所谓文化者，就是古人所称谓的“一阴蠢春一阳之谓道”也；一阴者，有恒心者也，而一阳者，谓有恒产者焉。此种象征方式，全部以治地之法，即“助法”为其发展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诗三百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孟子一致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6�1滕文公上>>）的含义了。“经界”正是行仁政的结构性物质基础，也就是文化在一定的“封邦建国”的统治模式下，对环境之一理解的必然意识。而这一意识是奠基在“天子以为道而为政”的政统结构当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带缓耐的圣贤崇拜的原始痕迹的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