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偏见不亚三姑六婆,以致疍家人有历史而乏记载,纵然冒出英才,亦遭重重埋没。迨至近世,才有两位大放异彩,一位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另一位是宋子文的哈佛同窗、传说中宋美龄的初恋男友、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广州市长刘纪文。 广府地区的岸上人傲傲然而不自知,其实他们的日常生活颇受疍家影响。 首先是广州话。当代学界有共识,确认广州话的源头乃中原古汉语和岭南古越语的融合。这判断固然没错,但失诸笼统,例如跟广州话风马做物颤牛不相及的粤北瑶语亦古越语嫡传者也。前引古人王勃的说法倒是丁丁卯卯:融成广州话的“古越语”,特定地唯疍家人所操的那一系。 其次,吃蛇、吃鱼生、炒田螺、艇仔粥、旧时长期流行的薯莨布(罾布)、广府曲艺不无其元素渗入的咸水歌,乃至跟骑楼有明显渊源关系的疍家传统建筑“干阑”,岸上人也从疍家艇里照搬不误。此外,明代南海县籍大诗人孙蕡在其《广州歌》中细致入微地写道:“疍娘头上微风过,勾尽游人是鬓鸦!”一斑足以窥全豹,对疍家女性自成一路的美学实践,岸上人会不会因耳濡目染而“见贤思齐”? 中原古移民对疍家人的历史性贡献,或许就是“疍家”这个称谓本身。“疍家”原为“蛋家”。“蛋”,其发音源自古越语,证据是,同为古越族后裔的壮族人,至今仍在壮语中把小船叫作ding。最早南来珠三角的中原人,称业已舟居的越族人为dàn,dàn乃ding的讹变。越族人没有文字,中原人依照替“蛮夷”创造合体字的思维定势,把dàn 表字为“蜑”———“延”是声旁(有如诞生的“诞”),侮辱性的“虫”是形旁。这个字使用了很长一段时期,因其冷僻,后来换作同音而常用的“蛋”。至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学术界在论及相关问蚂枝题时,仍沿用这个“蛋”字;而在大陆地区,有关部门考虑到“虫”作为合成字形旁的负面影响,于1965年出版的《新华字典》中把相关义项的“蛋”规范为“疍”(按,“疍”本是“蛋”的坊间俗写)。至于作为词尾的“家”,从来是地道中原语,指某一类人。由是,“疍家”的本意为“居住在小船上的那类人”。
其实,“夷、狄、戎、蛮”四字本身并无贬意,只是描述其生活状态或特征。夷=人+弓+ 一:是说他们是一群身背弓箭,习惯射鸟的人;狄就是犬猷+火,言其是习惯狩猎然后拿猎物做烧烤的一群人;戎=戈+匕首;是说这群人,爱打仗(据说他们很多是从欧洲古罗马等地游荡过来的,很多整日手执戈矛,腰挎短剑匕首,靠打仗吃饭);蛮嘛=手+虫,就是说这群人习惯在山中抓野兽大虫、小虫! 这四字其实只是描述生活状态而已。也由此可见,古人真是文化很高的造字高手,仅仅四字,就能提纲挈领、活灵活现描述了四周各色族群的特点。 直至上世纪50年代,广州珠江两岸仍然泊满成群结队的疍家艇,其壮观阵容堪称广州一景,但现今的广州年轻一代已不知疍家为何物了。因为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社群类别的广州户口疍家10万之众已上岸定居,分布在大沙头三马路、滨江东路以及南岸路,跟岸上人融为一体。不过,疍家曾存的影迹却兀自忽闪在些许我们常挂嘴边的粤俗语里。 一句是“疍家鸡,见水没得饮”。疍家也吃鸡养鸡,但只能关在笼子里养,那鸡整天望得见笼外绿水满江,却无法啄饮。如此情状,有似世代望岸兴叹的疍家人。这句俗语,本意在于比况人们对自己所期冀的事物可望而不可即的无奈,但其喻体却道尽昔日疍家的心酸。 还有一句是“拉人夹封纯败艇”(拉:捉拿;夹:兼上)。这是粤中民间对官府执法过程的诙谐概述。犯了罪案,当事人被拘捕,象征涉案财产的居屋被封存,这不奇怪;怪却怪在这话为何不说发生在岸上的“封屋”,而偏说相对比例要小得多的发生在江河上的“封艇”?无他,这古怪概述凸现出当时社会观念对疍家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偏见。 粤俗特信鬼神,此风疍家尤烈,盖因舟居危险,禁忌多多故也。疍家怕水鬼寻替身,见人溺水每每袖手,不敢搭救;疍家认为妇女身体污秽,不许妇女跨越船头;疍家惟恐覆舟,吃鱼时那条鱼在碟子里摊着直到两侧鱼肉吃光也不可把鱼身翻转;汤匙搁在桌面不可让匙背朝上……疍家的诸多禁忌统称“棹忌”,盖棹乃行舟同义语也。“棹忌”这一疍家独创的特殊俗语,为岸上人所接受,融入粤方言主流,泛指生活中的“不妙”、“麻烦”、“糟糕”。